中国有过一个商人 他留下的财富让无数富豪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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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年在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短暂学习时,写过一篇关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文章。

宾大是富兰克林在1740年倡导创办的。出生贫寒的他,从当印刷工和送报员开始,最后成为美国人代代传颂的楷模。

他在费城推动创建了北美最早的公共图书馆、给穷人看病的医院、孤儿院、自愿消防队、读书社、保险互助会,以及马路、路灯、巡逻、邮政等市政工程,以至有一种评价“费城的故事就是富兰克林的故事”。

富兰克林墓碑上只有“印刷工”一个称谓,夫妻合葬的墓地不过几平方米大小。他之永载史册,不是因为留下了多少钱,而是留下了太多文明的印记。

中国商业史上有富兰克林这样的人吗?

我(指作者)的答案是张謇

太多文明和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是晚清状元,是思想家,留下了600多万字的著述。

他从1895年弃官下海创办大生纱厂,到1926年去世,31年办了34家企业以及20家盐垦公司,大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大型化实业集团。

他创办了淮海实业银行,当过数年交通银行总理,提出中国金融应走系统化、股份化、法制化和渐进化的道路。

他是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任命的首位实业部长,他在担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时主持制订了工商矿业农林、渔牧、金融、税务交通运输以及社会团体等多个暂行法令,以解决“谋工农商业之发达,困难万状”、“第一问题即在法律不备”的问题,开启了经济法治化的先声。

他是教育家,认为“救亡之策莫急于教育”,于1902年创办民立通州师范学校。经20余年努力,南通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特殊教育,有了370多所学校。1920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到南通,说“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

他是南通工业化、工农业协调发展、城镇化的践行者,推动建造了一座世界瞩目的模范城,有学者把南通称作“中国近代第一城”。

……

这样一位博大精深的人物,去世时,陪葬品清单上只有几样东西: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一粒牙齿、一束胎发。

他只带走了这些,而留下了无尽的公共财富,中国近现代有太多文明和他相关。像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就是张謇与马相伯在上海吴淞创办的。南通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河海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扬州大学、苏州医学院,向上追溯都有张謇的影子。

1922年,孙中山曾对张謇之子张孝若说,“我是空忙。你父亲在南通取得了实际的成绩。”

张謇去世后,胡适说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城市活的灵魂和永远的伴侣

在南通博物苑,我看到了一张照片,他叫江石溪,扬州人,1915年出任张謇创办的大达内河轮船公司的协理。他是江泽民的祖父。胡锦涛的母亲李文瑞,毕业于南通女子师范学校,该校由张謇1905年创办。

围绕张謇的事业,有多少人物的命运与之连结。

富兰克林谱写了费城故事,张謇创造了现代南通,他一生服务的社会领域可能更多。富兰克林更多是社会事业的倡导者、创办人,资金以社会募集和政府拨款为主,而张謇更多是用大生集团来出资投入。

在美国企业家奠定的慈善基金会模式中,基本次序是先挣后捐,企业家退居二线后在慈善上用力,而张謇是边挣边捐,大生集团是他的作品,南通也是。今天,大生集团不在了,南通还生生不息。

每座城市都有值得记忆的历史人格,但多以故居和遗迹而存在。在南通,今天仍然处处可以感受到张謇的存在。

南通获得奥运冠军的人数在中国城市中排前五名,当地人说,这和张謇在南通办了中国最早的两座露天免费体育场有关。

话剧《张謇》在更俗剧院上映,剧院前身是张謇所建,更俗即“破旧俗、立新风”之意。当年剧院营业后,张謇看到不按规定依号就座的陋习,写文章要“改良匡正风气”,将矫正地方风俗作为己任,“必自细微积至高大也”。他说,“只有每个南通人都变成现代化的新人,南通这个城市才会真正现代化”。

我住在有斐大酒店,这里的原址也是张謇建的“有斐馆”,当时是很时尚干净的旅馆。在张謇的基础上,南通今天仍是中国的纺织之乡,教育之乡,体育之乡,建筑之乡,围海造田之乡,而颐生酿造厂、复兴面粉实业总公司、南通油脂厂、韬奋印刷厂、南通冶厂、通燧火柴厂、港务局、电话公司等等,最初都源自张謇的手创。

苏东坡给杭州留下了一道“苏堤”,张謇则几乎塑造了南通城的整体。他似乎也塑造了这座城市的生活方式,他是南通活的灵魂和永远的伴侣。

为什么是张謇?

近代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张謇这样在实业和社会领域都做出杰出贡献的企业家?

从先天角度看,生于南通海门的张謇自幼就亦学亦农,亦学亦工。他4岁时父亲就教他《千字文》,5岁到邻居的学塾读书,学习勤奋,11岁读完了蒙学的基本书籍,培养了读书人的气质。

同时,父亲要他必须放下读书人的架子,“从事贱役”,为师傅扫洒侍应,随雇工在棉田除草,家中建房张謇兄弟要当小工杂役,学习土木建筑工艺。父亲还教育他们要知道稼穑之艰难,今后无论穷通都要有“自治之田”。

张謇科举之途蹉跎,41岁中了状元,但当他决定告别仕途时,他内心是有底气、放得下、愿意也能够躬身做实业的。当时张謇请人画了一幅画,一个农人戴着草帽,扛着锄头,正是他自己的写照。

从历史环境看,张謇21岁开始给地方官当游幕,行走过很多地方,眼界大开,天下苍生之苦让他从内心里和不痛不痒的八股文章渐行渐远。

他曾随浙江提督吴长庆入京,随吴的部队到朝鲜驻守,和翁同龢(hé)、张之洞都有深入交往,翁同龢更是他的老师。在乡居南通期间,他已经开始集资办公司,推销桑秧,邀约乡绅联名向两江总督要求免除十年丝捐,以兴蚕利。

1894年高中状元后,他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但由于父丧,很快就告假回乡,而恰在此时,甲午海战爆发,1895年的《马关条约》更让张謇觉得“几罄中国之膏血”。

在此背景下,张謇形成了练陆军、治海军、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多派游历人员等较为完整的改革思想,并写在为张之洞代拟的《立国自强疏》中。

1895年冬,张之洞写信委托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招商集股办纱厂,他由此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要真正去践行“中国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使命。

和今天的很多富豪不同,张謇是“文化先于财富”、“理想先于企业”的人。他以状元和著名绅士的身份投身商海,一开始的起点很高,整合的资源也非同一般,甚至争取到了20年100里内不许再办其他纱厂的政策。如果只是为自己赚钱,这样的政策是很难想象的。

有人认为张謇是“企业办社会”,不符合经济规律,企业最后也被拖垮了。这一评价其实很不准确。张謇办企业,但一开始就不只是为了办企业,他是在一些独特的条件和机遇下,走上了“社会企业”的道路。他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最成功的社会企业家。

生态型企业的先驱

张謇是很会办企业的。他立足南通,是因为本地的优势资源是棉花,优质棉花有“亚洲之冠”之称。当地的女工是天足,不缠小脚,走路能远行,做工能久立,这是劳动力资源的优势。第一个纱厂选在荒凉闭塞的小集镇唐家闸,因为这里的水路通长江,运输便利,地价便宜,办厂和物流成本都低。

张謇在管理上采取金字塔式的权威分层结构,例如大生一厂为总理负责制,设总理一人,总理之下设进出货董、银钱帐目董、杂务董、厂工董四人,各董工作职责都有明文规定,如进出货董的工作职责首先是“察岁收,权市价”。大生一厂1899年开车,当年就获利38712两,纯利占资本额的8.7%,1919年和1920年利润创历史纪录,分别为264.44万两和207.7万两。

生态是今天中国企业家津津乐道的新名词。其实在张謇时代,一直就在打造生态化产业链。第一个产业链是棉花→棉籽→油厂→皂厂。

他利用江海平原出产的优良棉花发展纺织业,皮棉被纱厂用作原料生产布料,剩下的棉籽除了留用为种子,拿来制油,为此建了油厂;棉油大部分运到上海立德油厂加工出口,还有一部分用石灰中和法炼成清油销售;棉籽饼销售给上海的日商洋行,再转售(中国)台湾作甘蔗肥料;棉籽壳也在本地销售,作燃料和牛饲料;生产食用油时有下脚废弃物,拿来作生产肥皂的原料,下脚油脂还可以生产皂烛,供百姓照明。

张謇打造的第二个产业链是皮棉→大生纱厂→织布工场→大昌纸厂→翰墨林编译印书局。他把纺纱工场和织布工场的“飞花”废弃物,用作工业造纸原料,建造纸厂,加上稻草、芦苇等本地资源生产纸张。纸张又为1902年创办的翰墨林编译印书局提供了原料。

南通本地盛产小麦,张謇1901年开始筹建大兴机器磨面厂,除了生产面粉,还有麸皮,可提炼面筋、淀粉和麸子。面筋食用,淀粉是浆纱的原料,供给织布厂,麸子作饲料。

南通产蚕茧,张謇又以此为原料建了阜生蚕桑染织公司,经营缫丝、丝织、漂染生意,产出的产品供应给女工传习所用作刺绣面料和丝线,也直接向市场销售。这又形成了两个产业链,小麦→大兴机器磨面厂→大生纱厂织布工场,蚕茧→阜新蚕桑织染公司→女工传习所。

秦朔朋友圈(微信号:qspyq2015)之前刊登的马云和刘永行的采访,都提到了跨界循环的思想。

马云有履带理论,解释阿里巴巴从电商到金融到云计算到物流的逻辑。刘永行则在新疆探索了从煤谷到电谷、铝谷、硅谷、化工谷和生物谷的六谷丰登模式。这样的纵向延长、跨界循环、开放流动、相与为一的闭环型物质生态模式,张謇是中国商界最早的探路者。

他深入研究过《周易》,写了7万多字的研究文章,认为“天下皆始于一”,人类对天地万物应“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张謇的企业实践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和谐用中”、“生生不息”的深刻影响。

大生为什么会失败?

所以,张謇不是不懂办企业的规律,相反,他在办企业方面有很高的智慧。但和一般企业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不同,张謇办企业确实不是把赚钱作为唯一目的,而是要为他在教育、慈善、社会等方面的现代化探索筹集资金,用赚的钱“挹注教育”,“开风气”,“保利权”。

那么,为什么大生纱厂在1919、1920年利润达到高峰后却急转直下,1921年以后不得不靠银团维持资金运转、直至最后被银团接管呢?

大生纱厂筹备时希望“商办”,但筹资艰难,只好改为“官商合办”,官方提供纺织机械作为“官股”折合50万元,张謇负责筹集50万元作为“商股”,但集股还是非常困难,最后不得不缩小规模,改为“绅领商办”,即认领官股的一半,折25万元,张謇再自筹25万元,官方收取官利,不参与经营管理。

从1895年到1899年,经历重重挫折,工厂才建成,而官利是按年收取8%以上的回报,即使尚未营业也要上缴,年终结账在未计盈亏时先发官利,再算利润,如果有利润再分红。

总的算来,大生一厂在22年中所支付的官利占纯利润的21.13%,大生二厂15年中所支付官利占纯利润的26.32%,垦牧公司支付的官利为纯利润的75%。

发了官利,再发红利。大生集团不少企业将大部分利润分给股东,例如大生一厂在提取少量公积金后,从1902年起将红利分成14份,10份给股东,3份给管理人员,1份作为通州师范学校的经费。

上述分配模式令股东非常满意,但大生集团的“存粮”却缺少积累,而大生体系几乎每年都有新企业问世,虽然有单独的对外融资,但也有大生纱厂用公积金包括利息所做的投资。

1901年办的通海垦牧公司到1910年后才有效益,1914年到1921年投入的盐垦事业也长期不生利,却都大量占用了大生纱厂的资金,大生一厂对盐垦、实业公司、地方事业的放款、垫款就达332万两,最后陷入资金无法周转、靠抵押借款经营的境地。1923年,大生一厂的抵押借款达442万两。用今天的话来说,大生纱厂当时投了很多长线项目,导致自身的资本结构无法支持。

大生纱厂开车时的纱机是数年前从英国购置的,已经空置了几年,1904年增机时用的还是同一批机器,后来也没有大的技术更新。而英美日采用先进的纱机,纺出高支纱且价格便宜,从市场上也给了大生很大打击。

至于张謇自己,根据资料记载,他一生的工资、分红约250多万元,几乎都贡献给南通的社会公益。“私以为今日之人,当以劳死,不当以逸生。”他这样说也这样做,把全部财富都献给了这块土地。

从五线地区到“中国模范城”

上周我在南通看话剧《张謇》,参观南通博物苑,与南通张謇研究会的专家进行座谈,深受教育。我也切身去体会了张謇对这座城市的意义。

南通城区最早就是一个小镇,是张謇塑造了“一城三镇”、“让城市社区远离工厂噪音与烟尘”的新空间布局。

当时他把工业区放在城西的唐闸,建了纱厂、油厂、面粉厂、铁厂等等;把港口放在长江边,天生港是原材料和产品进出的港区,旁边还有芦泾港、任港、姚港;把花园住宅和风景区放在南郊的狼山。

三地和老城区各距6公里,都建有道路相通,形成网络,上面奔跑着从美国进口的十多辆公共汽车。1922年,旧城墙拆除,建成了环城马路,马路旁边是人行道,十丈有一街灯。

当年的南通,有中国第一座民间博物苑,第一所纺织高等学校,第一所女红传习所,第一所戏剧学校,第一所盲哑学校,第一所气象站,第一个师范学校,第一座现代化的长江码头,第一所新式托儿所和幼儿园,第一所培养警察的专业学校,第一个县级图书馆学校。

张謇办了银行、电厂、电灯电话公司、旅馆、剧场、印书局、商业街、免费使用的露天体育场和公园,办了从幼儿园到大学、医学院的整个教育体系。通过他的现代化自治试验,一个当时从行政层次看只是中国五线地区的小县城(都城、省会、道都、府治、县治、非行政中心),成为中国1700多个县的模范县,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模范城”。

张謇有着足够的开放意识,他让南通刺绣参加世博会,甚至将绣品店开到了纽约第五大街。南通是中国第一个在英文报纸上做广告的城市,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张謇在“交通警察养成所”的开学演讲中,要求学生“须极端注意英语一科”,“若不通英语,设西人有所询问,警察瞠目不知所对,实南通自治之耻”。

“南通实验”的意义

当我沿着濠河岸边漫步,我觉得张謇对我们今天最大的启发可能是,在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化、现代化城市中,南通是由中国人完全自主地规划建设的范例。

从1842年《南京条约》到1895年《马关条约》,中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开放的通商口岸有47个,有10个城市设立了25个专管租界,这些地方的开放比较早,是一种“条约式的开放”,其规划建设管理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国的影响。

而南通,虽然某些条约有沿江沿海各港口都要提供商船卸货的规定,但其本身并没有被明确纳入条约(类似的城市还有无锡)。

也就是说,南通受到西风的影响,但没有被外国列强介入甚至主导。南通的城市自治和现代化建设,是张謇这样的有识之士主导并完成的。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曾评论:“此城为完全中国人所经营,无外人营业于此,而居留之外国人,仅限于传教士及教育家而已。……观此城,亦可表率中国人建造革新之能力。”

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的召唤》一书中,作者、传教士查尔斯T·保罗说,让南通州从中国所有城市中脱颖而出的原因,是由于在不多见的中国人的主动精神影响下,它成了改革和发展最有成效的地方,促成这一转变的主要功臣就是被众人视为全中国最慷慨、最热心公益的张謇。

《密勒氏评论报》主编裴德生认为,“通过南通这个模范城市的建造,张謇为中国未来的工业化树立了里程碑”,“南通成为张謇与其同僚和亲属(包括其子张孝若与其兄张詧)行政才能、视野与组织能力的不朽作品”,“南通可以视作这位中国最伟大的城市建造者之一的自传”。

事在人为。当今天我们看到90多年前外媒对南通的报道与评价,应该相信中国人自己的创造能力。可是,为什么中国像南通这样的城市屈指可数呢?1920年5月8日《密勒氏评论报》社论指出,“一般说来,除非人们自己推动改革措施,否则将一事无成。官员们总是懒惰且不负责任”。有鉴于此,张謇在南通发起了自治运动。有斯人,乃有斯业,有斯城。

一人,一企,一城,一文明,求仁者,自然得仁。以一人之力经营南通30年,张謇曾说,“上而对于政府官厅,无一金之求助,下而对于社会人民,无一事之强同。对于世界先进各国,或师其意,或撷其长,量力所能,审时所当,不自小而馁,不自大而夸。”呕心沥血,直至生命的终点。

在张謇那里,我看到了中国内生的商业文明血脉,他是中国企业家理当追思和学习的精神教父。他们那一代企业家的精神和风范,我们今天继承了多少?

在今天中国商界的滚滚红尘中,当然有敢为天下先的创新者,有埋头踏实的大国工匠,有无数年轻而进取的创业者,但是那种财富骄人、缺乏文化根基和社会责任、以富豪榜排名论英雄的气息,还是非常严重。什么是社会需要和尊重的企业家?在很多富豪那里,可能从来没有思考过企业和社会的关系,社会责任对他们不过是糊弄公众的公关词语。

我感动也庆幸,中国有过张謇这样的商人。他永远和他栖身的土地以及一代又一代的人民在一起。江河行地,日月奔流。他留下的财产让无数人永记心中,也让那些金钱速生而声名速朽的富豪感到羞愧

注:文/秦朔,文章来源:正和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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