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宽14天无间断直播:躺着玩手机何以成为行为艺术?

近期,新裤子乐队成员庞宽与星空间画廊合作的14天无间断直播活动引发了大量关注。从4月23日起,他开始直播自己为期两周的行为艺术《拜拜迪斯科》,他准备了一箱水、一箱饭、一箱酒、一箱零食和一箱衣服,在一个2.5X2.5米的台子上吃喝拉撒。

对于这一行为艺术展的评价目前褒贬不一。一些人对此嗤之以鼻,艺术家孙策在评论文章《你好,请收回表演式共情》中指出,这一举动并没有引发现实性思考,反而是在用虚假的仪式感掩盖真正的思考;在公众号“Hi艺术”对业界人士的访谈中,艺术家Ash Zing疑惑于是否现在有钱有流量就可以做个展,以及这种过时的行为为什么还要翻来覆去地做。

也有人觉得这样的评价有失公允,如策展人任柏玉就发文《庞宽、苦难和艺术中的伦理道德》,认为现在为作品的影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并指出庞宽的行为虽然略显潦草,但是确实在情感上陪伴和抚慰了一部分人,这使它拥有了鲜活、生动的精神性力量。

庞宽14天无间断直播:躺着玩手机何以成为行为艺术?

庞宽行为艺术直播截图

5月1日,当直播还在继续,一名上海女性在电话亭住了一个月的新闻传出, 部分网友指出“这比庞宽的行为艺术要真实得多”。

截止到5月3日,庞宽在微博里更新了状态,表示“水饭消耗过半,脱发比较严重”,但在此以外,除了几名偶然闯入的观众,画廊里几乎没有任何意外情况发生。比起庞宽无限趋于平静的画廊日常,这次事件引发的争议或许更值得我们关注:这到底只是一场糟糕的作秀,还是一件合格的作品?如何界定行为艺术从来就是一个难题,但是从争议声以及过往的类似作品出发,或许我们可以尝试理清思路。

“饥饿艺术家”不饥饿:庞宽的行为艺术作品成立吗?

行为艺术在中国起步较晚,在85新潮美术运动中才形成了第一批国内行为艺术家,这种具有强烈激进性的艺术形式正适用于85斗士们颠覆“架上绘画革命”的需要。比如在1986年,还是美院学生的丁乙、张国梁和秦一峰在上海街头将自己的身体用黄布缠了起来,这一新奇的艺术行为引发市民震惊;同年,黄永砯等人举办了名为“厦门达达”的展览,各种绘画和装置作品在展出之后统统被付之一炬,以此展现了艺术家超越现有艺术形式的决心;1988年,湖北艺术家魏光庆在武汉的铁路上展示了作品《关于“一”的自杀计划模拟体验》,他全身包裹着白布横卧在铁路中间,也引来大量路人围观。

90年代行为艺术在国内逐渐发展成熟,并于千禧年间迎来重要节点,出现了大量具有自虐、自残倾向的作品,且暴力化的程度不断升级。1994年,艺术家张洹将蜂蜜涂满全身,在北京东村一个公厕里静坐两个小时,引至苍蝇粘满身体;在2000年的“对伤害迷恋”展览上,朱昱在北京某医院从下腹部取了一块皮肤,并将其缝合在一块猪肉上;同年,艺术家杨志超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让医生在他的肩上“种”了两棵草。

虽然上述作品中的一些做法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够“前卫”,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却是石破天惊的存在。面对这样的行为艺术作品,许多普通观众发出了“这也能算艺术吗”的质疑,身体伤害类作品更常常被批评为只是为了吸引眼球、哗众取宠。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遭到批评,对庞宽这件行为艺术作品的批评却与上述恰好相反——评论者普遍认为这件作品无力而虚弱,庞宽在画廊的生活相对安全舒适,既没有风餐露宿,也没有承担太多风险或痛苦,并不具有行为艺术应有的批判力度。作为对照,其他一些以身体为媒介、承受了肉体痛苦的行为艺术被频频提及,比如公众号“反抄袭的艺术”就列举了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何云昌的禁食行为作品。

在争议声中,被提到最多的是美籍华裔艺术家谢德庆,他一生中只创作了六个作品,每一个都与时间和囚禁的主题有关。在1978年的第一个作品《笼子》中,他在公证人的监督下把自己在一间牢笼中关了一年,期间不与任何人交谈、不读书不看报,从笼子里出来后,他变得敏感脆弱,无法和别人进行正常的交往,这种代价也构成了整个作品的一部分。评论文章《无效的围观,无力的表演》指出,谢德庆“无事可做、浪费时间”的状态展现出艺术家对于存在本质的洞察,而可以吃喝玩乐的庞宽似乎只是在回避生命的真相。

像谢德庆这样将身体置于极端状态的行为艺术作品,往往常见于西方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观念艺术,如加州艺术家克里斯·伯顿就曾数次进行过禁食行为——1971年,他把自己关在一个储物柜里五天,唯一的供给是一大瓶水;1975年,他在画廊的三角形平台上躺了二十二天,期间他没有说话,没有吃东西,他和观众也无法看到彼此。伯顿认为,作品所涉及的个人危险是一种激励因素,意味着对身体现实的超越。

在这些作品中,艺术家无一例外地对身体实施了某种暴力,将自己置于一种边缘性的、不被人理解的地位。卡夫卡在小说《饥饿艺术家》中就描绘了这样一个角色,小说开头奠定了角色的悲惨基调:在那时,饥饿表演已经式微,人们不再有兴趣看这种表演了,但是艺术家出于职业荣誉仍旧向大众展示着他不吃不喝的本事。看守们日夜在旁边负责监督,以免他偷吃东西,而为了自证清白,他又不得不更加完善自己的艺术工艺。这一系列充满悖谬的过程,让艺术家更加日趋边缘。

谢德庆与“饥饿艺术家”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通过主动地异化自己的身体,展现出人在荒谬现实中追求自由的痛苦,对于他们来说,自虐式的行为就像是一种自愿的“不得不为之”。谢德庆将生命本身视为终生监禁,而“饥饿艺术家”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向马戏团主管吐露了心声,坦白自己之所以忍饥挨饿,是因为“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当众出丑,并像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

相比于这样的异质性存在,庞宽只是在正常地躺着刷手机、看《甄嬛传》,并没有主动地超越自己的身体现实。策展人林梓这样评论直播中的庞宽:“他只是另一个资本社会里自律谨慎的个体……没有做出格的事情,没有惊人的举动,更没有行为背后异于常人的逻辑或者哲学。”

庞宽14天无间断直播:躺着玩手机何以成为行为艺术?

《饥饿艺术家》[奥] 弗朗茨·卡夫卡 著 南纾 等 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7-9

或许,连同直播的观众一起,我们都是这样“自律谨慎的个体”。谢德庆作为一名美国的非法劳工,能够更深切地体会到作为“边缘人”的生存状态,而许多人并不能。庞宽作为微博坐拥59万粉丝的音乐人,本身便拥有获得更多关注的能力,无需太多肉身苦行也可以迅速得到支持和流量。相较于谢德庆而言,历史语境的缺失以及生命状态的不同导致了庞宽这一作品的羸弱与无力。

评论文章《庞宽与谢德庆:行为艺术家异化自身的劳动》则提醒我们注意两人在身份和劳动力性质上的不同:虽然做的都是关于身体和时间的作品,但是谢德庆的劳动价值更接近一个工人,甚至可能换取不了一个合法工人的最低时薪,而庞宽做这个作品时牺牲的劳动价值是作为音乐人的价值,即使保持几天不工作,也无法在根本上伤及其生存。庞宽的冲动和勇气固然有其价值,但是我们不禁要问,“饥饿艺术”是否本来就不是他最行之有效的表达方式呢?

表演而非行为?对《床上和平》及其争议的回顾

对庞宽的另一重批评声音,是认为这场直播只是一场“虚伪的作秀表演”,这个说法令人想起另一行为艺术事件,即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的《床上和平》(Bed-in for Peace)。1969年,这对夫妻为了反对越南战争,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酒店内穿着睡衣躺在床上整整七天,在这期间的每一天,全世界的媒体都会涌入房间,投入对这场行为艺术的“直播”,与列侬讨论人权、社会等议题。虽然主流评价多是赞美,其中也夹杂着不少批评,比如认为列侬只是一个袖手旁观的自由主义者,嘴上声称关心远方战争,却把静坐抗议留给学生,自己在安全的房间里上演卧谈会,享受周到的客房服务。

庞宽14天无间断直播:躺着玩手机何以成为行为艺术?

《床上和平》行为艺术现场。截图自同名纪录片

这场举世闻名的卧床行动引发了后世的许多模仿或致敬,比如绿洲乐队(Oasis)就曾在歌曲《Don’t Look Back in Anger》中唱道“我要从我的床上开始一场革命”。这件作品的影响力持续至今,两年前,一名国内艺术家做出了另一版本的《床上和平》。

从2020年1月26日到2月1日,李怒独自一人将自己“隔离”在工作室内一张3平米的床上7天,李怒为7天赋予了轮回与重生的含义。工作室的监视器记录下了他的日常生活:翻书、听音乐、吃东西、饮酒、跟家人视频聊天。但是对李怒来说,效仿只是形式上的,在意义上却是要否定列侬的做法,他把作品的表演性降到最低,拒绝一切新闻报道和媒体采访,也不看任何新闻报道。他认为,这场行为“不是基于宣言,而是基于妥协”,通过日常,他想要做到的是“反日常”。

庞宽14天无间断直播:躺着玩手机何以成为行为艺术?

李怒的行为艺术作品《床上和平》。截图自作品纪录短片

虽然李怒和庞宽都是在回应疫情的现实,但是在作品的表演性上,庞宽与列侬更加接近。考虑到列侬的名气,他无论做什么都能上头条新闻,这与频繁上热搜的庞宽颇为相像。在一则为作品做准备的播客中,庞宽就曾猜测这次直播一定会人气爆棚,事实也的确如此。不过两者也存在重要的不同,列侬和小野洋子作为持续为和平发声的行为艺术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现实,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反战歌曲之一就来自于此次示威活动。1969年,列侬在蒙特利尔的另一次卧床行动中写下了歌曲《给和平一个机会》,后来成为反越战运动的圣歌。

而迄今为止,庞宽的这件行为艺术作品似乎并没有激起太多有效的思考。林梓指出,这次直播的关注度基本上是由庞宽本人带来的,就这个行为作品本身的关注价值而言则几乎没有,这使得这件作品变得更像是表演和真人秀。林梓还提到,庞宽似乎没有意识到艺术的价值来自于过程,而非结果,他明明可以利用20多万的热度做一些更有意义的、超出观众预期的事,但是他只是以一种百无聊赖的心态度日。

行为艺术对过程尤其重视,不同于架上绘画更倾向于关注最终的成品,行为艺术必须在过程中展现其作品性。艺术家周斌曾在《行为艺术课》一书中强调,行为艺术中对身体的运用不是象征或比喻,而是要让“身体在场”,要专注于每分每秒可能发生的偶然性,这使行为艺术区别于戏剧表演。通过颠覆日常、创造偶然,从而让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make the familiar strange)

可惜的是,庞宽只是再现了令人熟悉的日常,观众的关注点几乎都集中于他怎么上厕所、不能洗澡怎么办,并把他当做实时“电子宠物”。这样的陪伴和慰藉当然很好,但这就足够了吗?距离李怒的作品已经过去两年,疫情已极大地改变了这个世界上人的心智、精神面貌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今天的情况与当时也无法同日而语,仅仅是表演隔离在家的闲散日常,或许已经无法指涉任何有意义的现实了。

尾声

通过上述的梳理,我们不难提出这样的问题:当一个所谓的“业余人士”想要跨界做行为艺术,ta是否需要达到一定的门槛?这指的不仅仅是技艺或创作经验的门槛,也事关一个人的生存状态。谢德庆的劳工身份与他对生命的态度密不可分,这些悉数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对于庞宽也是同理。

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便是,如果庞宽的直播艺术是无效或者糟糕的,那么我们怎样用艺术来思考当下的现实才是有效的?对于这个问题,不同人一定有着不同的答案,不过,被称为“行为艺术之母”的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回答或许有其借鉴意义。在一次采访中她提到,行为艺术在当下难以进行是无法避免的困境,但是她并不认同创作要对新冠疫情等事件进行回应。她认为,新闻直接地影响到人的思考和创作是很危险的:“直接基于疫情的作品就像是对每日新闻的再生产,而艺术应该让人‘不安’,应该向人发问,应该预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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