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甘蔗、狩猎、开荒,一个在中越边境流动的民族

在南科河旁的山坡上,莽人小陈站在甘蔗地里往南遥望,向我讲述着村落的变迁。说是村落,实际上是一些并不连续,却从山脚河边绵延至山腰的聚居点。

在最低处山脚下的叫做联防村,汉族人、拉祜族的苦聪人居住在这里,还有村子的小学校——每周一,汉族或者哈尼族的老师们会赶来这里,然后在周末回到县城或者集镇的家中去;联防村背后,一排排白墙黑瓦的房屋沿着山梁向上延伸,这里便是莽人居住的地方;紧挨着莽人的村子,有二十几户苗族人家;再翻过一个小山坳,则是瑶族人的寨子。

再往上,则是占据了整个视野的绵延的山脊线:那是南科梁子,也是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国家的边界线。汉人,苦聪人,莽人,苗人与瑶人,这五个不同民族的村落,就这样沿国境线附近的山坡散落着,而他们的田地也犬牙交错地挤在一起,只有生活在这里的本地人才能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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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树上眺望边境的莽人。

实际上,莽人之前并不属于五十六个民族中的任何一个,而直到 2009 年才被归并入布朗族里。他们长久以来就居住在中越边境附近的这片大山中,人口稀少,在中国一侧只有不到800人。而我们眼前这些村落也没有很长的历史,它们在这里的时间并不超过三十年。“听老人说,我们的村子原来会搬来搬去……”小陈向我解释道,“一开始好像是没有那么大的村子的。”原来的莽人曾经生活在山头的老林附近,狩猎开荒,时时迁徙,几家人组成临时的小聚落,或者是更大的、可以被称为村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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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人在草果地砍草。

莽人曾经的观念接近泛灵论,他们相信万物有灵,这些灵会影响生活中的大小事物。而那些糟糕的事情则会生出恶灵,或者是由已经存在的恶灵引起。所以,当这些事情发生时,莽人们就会选择搬迁,以回避恶灵的侵袭。通常,整个村子会在几天内搬走,而重新迁居于别的地方,或者直接分散成不同的小聚落。

小陈的一位长辈和他说过这样的故事,在几十年前,山脊附近曾经有五六户莽人毗邻而居,有一天早上大家听到了一声巨响,惊慌出门,发现是其中一位莽人在自己的家里和情人用雷管殉情自杀了。就在这悲剧发生的一周内,附近的所有莽人全部都拆毁了自己棚屋,举家迁走,并入了其他的村子或者聚落。

在历史上也有更大规模的搬迁事件。上个世纪40年代时,莽人的村落里发生了瘟疫,现在看来应该是麻疹一类的传染病流行,大概四分之一的人染病去世了。当时的老人认为这次瘟疫是因为触怒了山神,于是便将整个村子搬迁到了对面的山头上,也就是如今南科村所在山梁的上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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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人搭建半永久性的棚屋。

村落的流动也在更微观的层面上进行着。在每位莽人的记忆中,大概都有着这样一个故事,即自家的祖先是从哪个地方的哪座山迁居到此的,而大部分的“哪个地方”都指向了越南一侧的地名。小陈也不例外,据说他家祖先曾经居住在越南的勐蚌一带,然后在几代人之前迁来了中国。到了小陈这一辈,他的哥哥由于娶了一位越南的莽人,入赘到了对方村子,拿了那边的户口,成了越南人。而小陈自己也娶了一位越南莽人姑娘,不同的是这位姑娘跟着他留在了中国。他们生了三个孩子,都落在了中国的户口下。

实际上,在边境地区,这样的跨国婚姻和身份流动很常见:有着血缘关系的一家人,往往因为居住地的不同,成了不同国家的公民。而也因为如此沾亲带故,莽人们在中越之间的穿越也变得寻常,甚至能够通过这种流动性去获得一些实际的好处:在上世纪早期越南税收重时,很多莽人迁徙到了中国一侧;而在中国60、70年代吃大锅饭时,则有莽人迁徙到了越南一侧。

对于在边境线上的人们来说,很多时候边界能够限制的是国家的力量,而非人群的流动。然而,到了70年代中期,随着两个国家之间爆发摩擦,这种曾经流动的边界开始重新收紧,变得难以逾越,同一个民族的身份也开始由于国家层面的关系改变,逐渐被国民身份所取代:你必须首先是中国人或者越南人,然后才是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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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人在林间的临时窝棚。

曾经的莽人民兵排长龙叔绘声绘色地和我说起过这一段往事,说在70年代末,他们利用和越南村落里的亲戚关系,到那边去发传单,宣传中国的民族政策:同样的民族,同样的人民,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然而,对方对此非常警惕,派部队驻扎村庄,防止中国人的进入。龙叔很有经验,不直接进入对方村庄,而是跑到村落的水源地,和前来打水的越南莽人村民老张搭上了线。在收下两瓶白酒喝得半醉后,老张一口允诺会替龙叔散发传单,保证完成任务!结果,刚进村口,他被驻村的岗哨堵了个正着,于是只得丢下两麻袋传单,飞奔进路边丛林。

侥幸逃过抓捕,老张在当天晚上潜回村落,带着所有家人,赶着自家的牛和鸡,连夜翻山逃到了中国,从此留在了边境这一侧,成为了中国莽人村子里最早的越南难民。如今,老张带来的小孩也到了该被叫老张的年纪——他早已成了地道的中国人,同时也是在村里唯一一户姓张的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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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人在收获季节收割甘蔗。

随着国家之间的关系重归于好,固定的国界又变得松动,边民们重新开始了往来,有了新的越南莽人姑娘嫁到村里,在赶集的日子里也能看到很多越南莽人的身影和他们带来的山货。但此时,那条划在心中的界限却没法消除。有些老一辈的莽人说不好汉话,但却能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准确地说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提高警惕,保卫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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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人因劳动力不足选择种下甘蔗,去城市打工赚钱,而在收获季节回乡。

从2016年开始,莽人的生活又有了没有预料的新改变。在此之前几年,村子里开始引种甘蔗,取代曾经的水稻和木薯。人们本以为这样的栽种能够带来更多的收益,却没想到由于地处偏僻,修路和运输成本过高,而莽人自己的劳动力也不足,很多家庭由于栽种过多,无法仅靠自家劳动力在榨季内收获完自家的甘蔗。如果雇人收获,则会因为增加成本而亏钱;如果不雇人,则会有很多甘蔗因为来不及收获而烂在地里。

更让人头疼的是,因为运输甘蔗的路是糖厂出资修建,于是糖厂和他们签订了合同,要求在接下来几年都需要栽种足量的甘蔗,否则需要缴纳违约金。两难的情况下,莽人们做出了第三种选择:种上甘蔗后离开村庄,去遥远的珠三角制造业城市打工赚钱,再在甘蔗收获的季节回乡,能收多少是多少

就在短短几年间,大部分的年轻莽人们就这样进入了新的流动中,如候鸟般往返于故乡与远方大城市的工厂,往返于莽人的身份和流水线工人的身份之间。如同曾经在不同境遇下的迁徙与栖居,莽人们继续选择了流动,并在这样的流动中重新寻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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