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普惠,离“大众自愿减排”还有多远?

“在人口超过 1000万的一二线城市,居民若能在消费方面做出低碳选择,2030 年平均每人的减排潜力至少可达1129.53kg。”《大型城市居民消费低碳潜力分析》报告做此测算。

 

双碳带来的不仅是一场能源革命,更是一场人们改变生活方式的思想革命。

 

我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微小碳排放在叠加庞大基数后,体量十分惊人。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数据,在全球碳排放总量中,约72%是由居民消费引起的。在中国,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占总量的40%-50%。

 

因此,要实现双碳目标,除了对准高能耗化工企业,也要重视家庭排放的威力。

 

目前大众在消费领域的减排主要依赖主观约束,降碳潜力未被充分发掘。这一前提下,引入碳普惠制度,通过“谁减碳,谁受益”的市场激励来配置资源正在成为手段。

 

场景选择:可量化,可管控

 

如果说国内的碳排放交易是以强制履约的行政属性来实现生产端的宏观减碳,那么碳普惠就是针对微观消费端的自愿激励。

 

众所周知,在任何制度设计和管理方法中,要想达到“自愿”这两个字的效果,难度级别非常高。

关于碳普惠制度的设计思路,虎嗅咨询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相关工作人员了解,碳普惠机制一头链接消费端,参与者主要是企业和个人,另一头链接减排市场里的各式减排项目,而中间,就是由无数衣食住行应用场景产生的具体减排量。

如何把这些减排量通过商业场景的设计,传导到消费者行为上,就是碳普惠要做的事。

它的实现方式可以很多元,举个形象例子,在支付宝平台上,用户通过步行、线上缴费等低碳行为,可以获得蚂蚁森林能量并领取虚拟树苗,积累达到一定值后还可以由蚂蚁森林捐赠给荒漠地区种下真树,消费者会有强烈的参与感。

但这个场景背后,多少消费换多少积分,以及实际层面种了树如何体现,这些都是很技术的工作,需要减排单位去补充设计。尤其是对减排量的计算最为关键,涉及到许多专业方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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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也可以看出,“可量化”是碳普惠制度场景设计中的重要指标,“可控管”才能确保项目具有实操性和落地性。

类比碳市场选择从发电业进行切入的逻辑,我国煤炭资源丰富,煤电用量大,覆盖碳排放用户面积广,电表等硬件基础设施完善。一方面能耗有代表性,一方面统计基础好,很符合先行先试的行业要求。

平移到碳普惠中也是如此。很多地方政府都从绿色出行开始着手,不仅可以借助交通局已有的数据沉淀,包括天网、电子眼等道路拍摄监测设备,对大众施加的负担也最轻。

比如我国最早探索碳普惠制度的广东省,2015年就率先启动试点,一大特点即是碳积分正向反馈机制,注册用户若有乘坐公交车等低碳行为,碳普惠平台获取数据后,会计算出减碳量并换算成“碳币”奖励给用户。

2020年10月,四川省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印发《成都市“碳惠天府”机制管理办法(试行)》,率先提出“公众碳减排积分奖励、项目碳减排量开发运营”的双路径方案,并与成都市交管局“蓉e行”平台贯通数据,和哈啰出行合作,大众日常骑行即可获得碳积分。

今年1月,北京市交通工作会也指出要升级绿色出行碳普惠激励,探索研究个人碳账户,助推私家车出行向绿色集约出行转换。

 

此外,银行信用卡也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场景。比如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中国银联共同研发的绿色低碳主题卡,用户刷卡消费自动就会产生绿色积分。

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向虎嗅总结,如果现有商业平台足够成体系,用户粘度高,资源也比较集中,对合作碳普惠项目意愿就比较强,因为这不会对已有消费者增加额外成本,而且还相当于提供了免费增值服务,但在处理平台数据开放和用户隐私保护方面,多方还要继续论证。

 

规则设计:领域独立,以防失灵

对于碳普惠制度的设计,有学者提议打通碳普惠和碳市场的渠道,更有利于调动积极性,也使后台数据计量方式更简便。

但业内对此观点有不同的声音。一位不具名的机构人士向虎嗅分析,从理论上讲,这种主观愿望是好的,把各个板块的市场链接都打通,把尽可能多的主体放进来,肯定有利于规模的扩大,活跃度和流动性也会增强,但新兴市场在发展初期很难在短时间快速关联多个点。

再有就是落地实施角度,技术层面相对不困难,但要把多领域的不同减排量整齐划一,拉通量化成标品,很容易产生漏洞和市场投机性,导致制度失灵。像证券市场也分了很多层次,完全打通对于整个市场的良好状态发挥,并不见得最优。

再比如说碳市场的CCER抵消机制,在不同地区的抵消比例和项目要求也不一样,之所以有这些不同,一部分考虑就是要保证实实在在的减排效果。

比如一家企业做了A项目,另一家企业做了B项目,他们的减排量可能是在不同体系环境下,甚至是在不同计算方法下产生的,这只是一个数值上的对应关系,谁大谁小,谁多谁少,跟真正的减排还是有距离,很难去做一个量化对比。

如果企业一边继续高能耗排放,一边用市场化方式买各种减排量,再极端些,只要成本能承受,就买很多减排量指标,接着不停的高排放,从市场的逻辑来讲走得通,但从能量守恒的角度,其实还是没有把碳减下去。

2017年发改委暂停了CCER相关审批也有出于这方面考虑,所以业内很强调方法学。

在国外,有的还专门把碳排放市场作为环境经济学来研究,考虑如何避免重复或者遗漏计算,以及搭便车之类的负面效应。包括现在的绿色出行,新技术手段已经可以规避参与者只在原地打圈或者挥手臂就能计步的作弊行为了。

双碳领域很新,市面上也有很多关联的商业逻辑,但最底层的工作方向仍然政策性非常强,所以制度设计要综合平衡市场反馈和经济效益,更要考虑实际的减排效果。

碳交易系统的初心就是通过市场化机制,最终要实现减排目标,这个导向非常重要,大家在探索过程中也在调整节奏。

 

统观全国,碳普惠制度的推行都刚起步,宣传的覆盖面和大众参与力度有限,多数人对碳普惠制度不够了解,各地的相关APP下载注册量很惨淡,而且碳积分的管理也还没有形成良好的运营闭环。

但任何新兴市场都有成长的过程,正如双碳目标的实现进度,也是要先达峰,才能中和。

在宏观生态文明的建设中,减碳只是其中一项支点,无法直接影响全局,但在此之上,开发碳交易、碳普惠、捕碳技术等创新方式,可以弥补和提前规避不利因素,辅助改良大系统下的一个个小问题,使之在政策协同的加持下,获得更如人意的长远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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