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马拉多纳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凌晨的广州,依然湿热潮闷。因从日本回国,在酒店隔离已有些日子,百无聊赖,日夜无常,茫茫长夜正好读书。几乎在五分钟内,手机微信不断涌来,都是马拉多纳的图片。直觉告诉我,大事不好。

果然,随后的消息铺天盖地,马拉多纳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享年六十岁。不是,或不仅仅是球星、球王或是足球上帝等或真诚或虚誉的名号,此公对于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出生的中国球迷而言,可能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至少对我来说,马拉多纳一九八六年率领阿根廷队夺得世界杯的那副模样,不会也不应该变,所向披靡,将永远代表着勇气、未来和梦想。

多少中国少年,在一九八六年之后,穿着仿造的阿根廷国家队蓝白间条衫招摇过市,背后的名字全是马拉多纳,在实在提不起精神的时候,想想他,看看他,或可东山再起,或可卷土重来。

马拉多纳去世后,各方做出了积极回应,足球记者、评论专家和相知故交写出了很多纪念文章,文章以回忆、赞扬、哀叹和追思为主,显示出老马世界性的影响力。其中有位阿根廷学者(身居美国哈佛大学文学教授教席)马里亚诺·希斯坎德(Mariano Siskind),此君以马拉多纳老友之名,在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的《哈佛公报》(The Harvard Gazette)上发表题为《为何马拉多纳重要》(Why Maradona Matters)的纪念文章。

其中提到,马拉多纳“是贝多芬,是在艾比路(Abbey Road)录音棚录制白色专辑(White Album)的四条披头士汉子——约翰、保罗、乔治和林戈,是绘制《格尔尼卡》(Guernica)的毕加索;他是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乔伊斯,是博尔赫斯;是联袂携手的米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和比尔·埃文斯(Bill Evans);他还有点是安提戈涅(Antigone)”。在把马拉多纳与上述非凡人物相比拟之后,希斯坎德教授说了两个其他人没有提及的概念:一、马拉多纳为观众创造出一种颠覆个体主观性的东西,创造出一种康德意义上的“崇高”;二、马拉多纳为观众创造出一种世俗化的神圣体验,创造出一种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

循此思路和脉络,以下以崇高和绝对的名义,怀念马拉多纳。

阿根廷是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家,在南半球截然不同的风土滋养下,马拉多纳可能是其中口耳相传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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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于微末,少小贫苦,因禀赋绝世才具,初以足球养家糊口,进以足球名满天下,继以足球身败名裂,终以足球封神列位,此种跌宕迷离和起承转合,正是老马的人生写照。

据传老马故去之前,反复念想逝去多年的父母,而离世之际只有私人医生陪伴,妻儿骨肉各自天涯,孤身一人上路,似乎也是他人生的写照。谁又不是孤身一人上路,而马拉多纳,仅就其不太漫长的一生而言,此种孤身一人却是抗争和战斗的一生。我们可以从老马言行的吉光片羽中,追忆体会,而那些已经广为人知的名场面似乎也无需赘述,只在可能不为人知的细节处投落目光。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正午时分,阿根廷和联邦德国两队在墨西哥城阿兹台克体育场开战,这是第十三届世界杯的决赛。两球领先的阿根廷在下半场第八十二分钟被顽强的德国人扳成平局,眼看着阿根廷要被逆转,仅过了两分钟,马拉多纳在中圈轻描淡写般送出制胜的直传,布鲁查加长驱直入将球打进,阿根廷和马拉多纳一战功成。

赛后在更衣室里,从意大利那不勒斯俱乐部追随而来的理疗师萨尔瓦托雷·卡尔曼多,激动地对马拉多纳说:“迭戈,你现在是世界冠军了!你是世界冠军!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马拉多纳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马拉多纳自传》,译林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但是,差不多三十年后,马拉多纳自己说,直到此时才意识到所谓幸福,就是能让他人感到幸福。

一九九三年九月五日,一九九四年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阿根廷主场对阵哥伦比亚,阿根廷0:5惨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河床纪念碑球场,悲情弥漫,全场阿根廷人呼喊一个名字,一个与本场比赛似乎不相干的名字——马拉多纳。

要知道,那时的老马体重接近一百九十斤,早已淡出球场,一九九〇年获得世界杯亚军后正过着解甲归田的日子——可他就在现场,观众也知道他在,呼喊他的名字是因为在阿根廷人看来,如果有谁是救世主,那只能是马拉多纳。

这个起于微末的足球英雄,似乎从没有被弱势者、卑贱者和受压迫者忘记,毫不犹豫,老马在随后的一周疯狂减重十一公斤,重回球场,阿根廷通过与澳大利亚的附加赛,一胜一平,搭上了去往美国世界杯的飞机。

复出后的马拉多纳,使得阿根廷脱胎换骨,而对于他自己来说,那是在幼年就已反复感受过的一种美妙感觉:被信任并承担责任,先战斗,再躲避。(《马拉多纳自传》)在他和那支阿根廷队夺得一九八六年世界杯冠军后,强大的阿根廷队人才辈出,但在世界杯的争夺中或是功败垂成或是早早出局,再与冠军无缘。一九八六年世界杯马拉多纳以一人之力带给阿根廷的幸福,一九九〇年世界杯近乎重演。截至今日,仍力道延绵,鼓舞人心。

还是一九九三年,在阿根廷与丹麦队的一场比赛后,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和马拉多纳单独会面,对老马说:“亲爱的迭戈,我们希望你能成为我们国际足联这个大家庭的一员。”而马拉多纳回答:“很感谢邀请,但是我只能拒绝这个邀请,因为我已经有自己的家庭。”

话不投机半句多,先战斗,再躲避。战斗和躲避的头号敌人,用他的话说,正是以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阿根廷足协主席格隆多纳和欧足联的布拉特为代表的官员,他们逍遥自在地看着球员玩命—为了让欧洲观众在晚饭后观看世界杯比赛,为了赞助费,把墨西哥世界杯和美国世界杯的比赛安排在烈日当头的中午,高温酷日,球员们以命相搏。

特别是对后来跻身欧足联主席的普拉蒂尼,马拉多纳更无好感:“但是也有人脱下了球衣,打起了领带。这个人恰恰就是普拉蒂尼,没错,就是他,最恶劣的人。三十年前,这个法国人身上散发着浓浓的香水味,官腔十足。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可以说他一直是个两面派,一方面他和足联的官员们喝香槟、吃鱼子酱,把酒言欢;另一方面,他又提出身为球员我们应该举起自己的旗帜,该罢工时就罢工。他就是这样,两面派。”(《马拉多纳自传》)“喝香槟、吃鱼子酱”,“散发着浓浓的香水味”,玩弄权柄或是投靠权贵,为了利益而骑墙摇摆,他们都是老马一生之敌,最大之敌。

对抗所有这些不公不义,对于右臂文着切·格瓦拉,左小腿文着卡斯特罗的老马来说,根本不需要学习和思考,挑战权贵是他的天性。或由此,给卑微者带来幸福,给强权握有者带来烦恼,先战斗、再躲避,构成了崇高和绝对的先声。

希斯坎德教授曾把马拉多纳与几位著名的足球运动员比较,在他看来,仅就观赏性而言,贝利和梅西已是顶级水平,但是马拉多纳给出的是一种独处一档的美学品质。此种美学品质难以模仿,甚至难以置信,因为马拉多纳展示出的是动摇了观众主体性的某种东西,超越了单纯的美。或者说,在观赏马拉多纳的很多节点上,人们在迷失了自我的意义上竟得以自我升华,升华出崇高的感觉。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刚从阿根廷青年人队转会博卡青年队的马拉多纳,首次对阵河床队,两队百年的恩怨使得这场比赛意义非凡。一九〇一年成立的河床和一九〇五成立的博卡,都出身于贫寒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区,一九三八年河床迁往北部富裕的努内斯区之后,港口的穷人认为河床背叛了他们。

自此,身穿白红色球衣的河床与身穿蓝黄色球衣的博卡分道扬镳,前者代表富人/资产阶级/食利者,后者代表穷人/无产阶级/苦劳者。形容两队的每次比赛,用精彩或惨烈显然词不达意,唯有“危险”一词惟妙惟肖。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初遇河床的马拉多纳,带着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区穷人的厚望,畅快淋漓地率队三球获胜,其中第三粒进球是毁灭性的,过掉门将,过掉最后一名横在球门线上的后卫,推球入空门。比赛一结束,全场河床球迷为马拉多纳起立鼓掌,绝无仅有。

无独有偶。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三赛季西班牙联赛杯,当时最高身价加盟巴塞罗那的马拉多纳,与皇家马德里在伯纳乌球场相遇,两队血战百年,每一次鏖战都堪称西班牙国家德比,可称举世关注。是役马拉多纳半场得球,长途奔袭,过掉皇马门将面对空门,回防的后卫何塞试图孤注一掷地铲向已在球门线的马拉多纳,老马拉球急停,过掉何塞,在皇马球迷惊叹的狂潮中,推球入网。片刻间狂潮再起,看台上的皇马球迷掏出白手绢,挥舞着起立向老马致敬,漫天挥舞的白手绢是两个意思:皇马太烂了,马拉多纳太强了。破天荒的一次,一个巴萨球员征服了伯纳乌。

马拉多纳征服了对手的拥趸。此时此刻,可以用康德的话语形容这些河床和皇马球迷了,他们获得了一种“消极的愉悦”,一种与正常的愉悦不同的感觉,一种难以自拔却不得不推崇的崇高感—观看马拉多纳的比赛,完全超出了游戏的体验。

如康德所说:“(正常的愉悦)直接带有一种促进生命的情感,而可以和魅力及某种游戏性的想象力结合起来;但是(消极的愉悦)却是一种仅仅间接产生的愉快,因而它是通过对生命力的瞬间阻碍及紧随而来的生命力的更为强烈的涌流之感而生的,所以它作为激动并不显得像是游戏,而是想象力的工作中的严肃态度。”

因此,在彼时彼刻,河床和皇马球迷“于内心不只是被对象所吸引,而且也交替地一再被对象所拒斥,对崇高的愉悦就与其包含积极的愉快,毋宁说包含着惊叹或敬重,就是说,它应该称之为消极的愉快”(康德:《判断力批判》)。对河床和皇马球迷而言,此种崇高,甚至带有些许偷窥般的不道德感,就像马拉多纳的队友巴尔达诺所说:“迭戈,你踢球的时候就像是跟足球在做爱。”

或许还不止于此。顺着康德的思路,那些在自然界里我们习惯于称之为崇高的东西,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规矩和规律,也几乎不受什么客观原则的框范,它们以极其自然的形式相当主观甚至武断地表现自我,它们时常处于康德所谓的“混乱”之中。但是,在这混乱中,“在它的极端狂暴、极无规则的无序和蛮荒中”,崇高油然而起,带来力量和伟大。

在观看马拉多纳比赛的时候,如果真的身不由己地感受到崇高,那么此种崇高却正好契合康德的预设:(崇高)是既威慑着感性同时又具有吸引力的东西,是通过自己对感官激烈地抵抗而直接令人喜欢的东西。

这是多么矛盾,矛盾中显露出康德看重的“反思性”,人们观赏马拉多纳是带着超越了感官和逻辑之后的反思性想法,这个想法在马拉多纳精彩的表现中得到确认,此种反思从对象性的球员个体上升为某种无限性——他们自己甚至也跻身其中,他们心满意足地感受到了某种康德的“合目的性”,超然事外却又感同身受。马拉多纳的表现成为一个自我反思的外在依据,而崇高留在你我心中。

马拉多纳给出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但就康德所定义的崇高而言,想象力有其极限,而当观众努力扩展这一极限时最终会跌回自身,并因为无力扩展而心安理得地进入一种“动人的愉悦状态”。马拉多纳实际上成为一个唤起者——唤起崇高。他唤起的崇高是一种消极的愉悦,是一种由想象力自身对它自身边界的限制和剥夺——但也正因此,想象力和人获得了一种扩张和强力,它比失去的东西更多。

虽为文学教授,但查阅其研究领域(赫然包含有马克思主义),希斯坎德想到黑格尔并不奇怪,现代知识体系中的建构者为数不多,黑格尔位居前列。但是,通过马拉多纳在足球上的所作所为想到黑格尔,想到黑格尔复杂而众说纷纭的“绝对”,较之康德的“崇高”,提升了不少难度。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我想到了几个场景。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还是正午时分,阿根廷和英格兰展开事关生死的八进四之战。赛前的铺垫充足而浓烈,一九八二年的英阿马岛之战的记忆在,对于战败的阿根廷而言不仅没有淡化反而更加强烈,想到复仇,是如此自然而然。

因此,马拉多纳在其自传中写道:“在一九八六年的世界杯赛场上,我脑海里想的并非我们正在为了迎接战争胜利而战,而是为了那些战死沙场的阿根廷士兵而战,为了让这些军人的家人得到安慰,我们也必须把英格兰从世界版图上抹去,当然,只是足球世界的版图。在那一刻,把英格兰排除在世界杯门外就等同于让英国投降了。

那场比赛的过程和结果世人皆知,它告诉世界什么是“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马拉多纳在下半场第六分钟先是用手打入一球,稍后,他匹马单枪,奉献出迄今为止世界杯史上的最佳入球,“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只间隔了四分钟。

但与“绝对”相关的,却不是这两个进球,不是马拉多纳的阿根廷如愿以偿的“复仇”,而是赛后的一些事情。马拉多纳回忆,赛后在回到更衣室的途中,一个英格兰队员(史蒂夫·霍奇)问他是否能跟其交换球衣,老马说可以,然后他们就交换了球衣。之后英格兰队的其他一些队员也来到阿根廷队员的更衣室,彼此交换了球衣。这些回忆,完全超出了人们对两队视同仇敌的预判,非常正常地、像普通球员一样地完成比赛的所有环节,而此后很多年,参与比赛的所有英格兰队员没有一个诋毁过马拉多纳。

由此联想到法国和德国多年的恩怨情仇,当拿破仑策马柏林街头的时候,一个欧洲顽固封建势力的摧毁者,一个黑格尔亲眼所见的活生生的“马背上的世界精神”,竟然受到德国人的欢迎。法军就像阿根廷队,马拉多纳则是拿破仑,从足球的竞技层面说,身经百战的英格兰球员在马拉多纳那里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终结”的意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就是绝对?

这种感觉,也被一九八四至一九九一年间的意大利北方足球豪强们频繁体会。一九八四年七月五日,二十四岁的马拉多纳加盟意大利南部小球队那不勒斯,八万球迷汇集在当地的圣保罗球场,恭迎驾临。

要知道,那时那不勒斯队,一个意大利南方产煤城市的球队,在意大利足坛几乎是“屈辱”地活着:他们每到富裕的北方城市比赛,每当遇到诸如尤文图斯这样的传统豪门,对方的球迷都会打出侮辱性的标语,并从看台上扔下肥皂——肮脏的、挖煤的、土鳖的那不勒斯人,先用肥皂洗洗干净吧。

当马拉多纳带领那不勒斯一个接一个地击溃北方诸强,并在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和一九八九至一九九〇赛季两夺意大利甲级联赛冠军(这是这支球队唯一的两次意甲冠军)之后,马拉多纳在那不勒斯城成为信仰,成为凝结所有共识的代言者。通过工作—技艺,马拉多纳把那不勒斯的市民生活、公民政治和民族情感联系了起来,他极为罕见地成为某种精神或信仰的代表者,成为道成肉身在世间的孤证。

更为可贵的是,马拉多纳以其绝伦无比的足球技能,在那不勒斯建成了一个黑格尔念兹在兹的主客不再两分的世界,它以足球为中介,所有人物我两忘,投入其中,不分彼此。

以至于一九九〇年世界杯半决赛,当意大利足协把比赛地设在那不勒斯圣保罗球场时,当对阵的双方是马拉多纳的阿根廷和意大利队时,那不勒斯球迷不知道该支持谁——那个带来荣耀的王者此时成为意大利之敌,但那不勒斯人心有感怀的,却正是这以一己之力造就那不勒斯希望的老马。

此刻,马拉多纳与那不勒斯人民,似乎完美而真实地实践了黑格尔的绝对,我是我们,我是他们。

回到黑格尔,现代社会是一个“所有的原子个体一律平等,都像每个个体一样,各算是一个个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时代,是一个个体摆脱了家庭的中介和羁绊而直接现实化,也是一个返回空虚命运的必然性而重又做回自我意识之我的时代。

在黑格尔看来,这个时代是一个后伦理时代标榜普遍性和整体性的赝品,不再有欣悦的战栗混合着惊惧的肃穆,人们不再在休戚与共中不分你我。而所谓绝对,是一般性/普遍性对特殊性/个体性的征服,是人类身为伦理性整体对各种理性的却散乱琐碎知识的重建,是为获得承认而不惜死战而终局于自由的期许,都指向那个整体的伦理性家园。

以足球为中介,马拉多纳在经历了家庭、球队、国家、受苦的第三世界人民、所有受压迫者多重维度递进后,对绝对的演绎,淋漓尽致。

如果确如博尔赫斯所说,“神的背后是另一个神”,那么“足球之神”马拉多纳背后站立的,是崇高和绝对。

马拉多纳曾说,他跟切·格瓦拉一样,都是玻利瓦尔的后继者。做过拿破仑侍卫的玻利瓦尔,当年是否追随主公前往柏林?在临街楼上观望拿破仑骑马进城的黑格尔,是否看到了玻利瓦尔?此后,玻利瓦尔孤身重返美洲,试图把拿破仑在欧洲的解放事业重现,这是历史的安排?

抗争,并因此寻求解放,马拉多纳是个天生的斗士。著名导演阿斯弗·卡帕迪尔在其拍摄的纪录片《迭戈·马拉多纳》中赞誉马拉多纳是一个“国际共产战士”:“这个胖乎乎的男人在足球场上掀起了类似墨西哥大起义那样的风暴,因为他是足球天才……他曾因个人习性问题离过几次婚,可他也会突然接受宗教的洗礼……他也许是个天生的斗士,说不定马拉多纳会钻入密林中手持武器与敌人搏斗。”

当然,这个斗士一身的毛病,甚至劣迹斑斑,私生子、和黑手党称兄道弟,等等等等。然而,这个斗士绝不虚伪,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当老马在糖果盒球场正式退役时,他说:“我错了,也付出了代价,但足球本身完美无瑕。”

魂归故里,马拉多纳可独自一人清静地聆听潘帕斯草原上的风起雨落了,自在自由。独自上路,如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所说:“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原来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此前的灿烂都要归于平淡和寂寞。马拉多纳或许可以同样援引马尔克斯的话,遥相呼应:“如果上帝赏我一段生命,我会简单装束,伏在阳光下,袒露的不仅是身体,还有我的灵魂。”(马尔克斯:《告别信》)有灵魂的生命,如果呈现出了崇高和绝对,那就是自在自由。

再见,马拉多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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