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媒体的新年献词不再让人泪流满面?

一年一度,又到了各大媒体发布元旦新年献词的时候了。事实上,新年献词这样的文体,并不是当代独有;只不过它成为当代的一种流行,的确是这20余年来才有的现象。

1999年,《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以及主编江艺平的主编寄语《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广为传颂,一举让“新年献词”成为市场化大报的标配,也是纸媒黄金时代声望与权威的一个集中体现。

然而,在众声喧哗的新媒体时代,各大媒体的新年献词早已失去昔日的轰动效应,就连《南方周末》也不例外。新年献词仍是《南方周末》不可缺少的仪式感,提前预告会于2021年12月28日在该报的APP上首发新年献词,读者可以预约。该条微博有14个转发、32条留言、98个点赞,热门评论还有泼冷水的:“没什么出彩了,还卖什么关子,爱几时发就几时发。”

当日晚上十一点多,《南方周末》2022年的新年献词《每一次抉择都期待一场苦尽甘来》发布。依然有不少读者呼应,微信阅读10万+,却远称不上“轰动”。知名媒体人@传媒老王 评价道,“每年都会看一眼《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一年不如一年了”。

新年献词是很多媒体稳定的输出形态,无论是传统纸媒还是各类新媒体,元旦都要发一篇。笔者跟几家媒体的编辑有简单沟通,他们大抵在11月就进入新年献词的准备工作,定主题、定思路、定初稿之后,还要进行反复地斟酌打磨。仿佛没了新年献词,就像以前的报纸“开了天窗”,就不能体现出媒体的“大格局”了。

精心筹备与寂寥反响形成强烈反差:公众是如何对新年献词失去期待感的?

1. 媒体话语权的失落:从一呼百应到无人相送

21世纪前后,是媒体新年献词影响力的鼎盛期,也是我国市场化媒体最繁荣的阶段,各大城市涌现出了一批市场化的都市报。《南方周末》本身就非常典型:报纸创办于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位于经济繁荣的南方城市;有着相对包容的办报环境;教育的普及,受到一批知识分子读者的热烈欢迎;市场经济的繁荣,供不应求的广告……那时新闻记者是让人艳羡的职业,不仅地位高、收入也高。

原《南方周末》记者南香红在采访中曾提到,有记者曾经这样描述该报上世纪90年代的工资:“钱发下来了,还没来得及存进银行,下个月又发了。放在家里,一摞一摞的。”哪怕2001年工资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但最多的一个月,记者还能拿到18000多元的薪水。

彼时的市场化媒体,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大抵也都有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定位;媒体人里有大批知识分子,希望凭借手中的话语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经由广为传颂的新年献词,《南方周末》建立了一个“人格化”形象。她关怀弱者,她悲天悯人;她坚守正义与良知、坚守底线与尊严,不屈服不妥协,“我们决不苟且于虚伪和庸俗,决不。因为我们深深懂得,尊严是人类灵魂中不可糟踏的东西”(1999);她对社会事务与历史进程与强烈的使命感和参与意识,“只有在政治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与保障的情况下,制定公正的规则这一更为重要的前提才成为可能”(2003)……

这个阶段,媒体在新年献词里凸显的,是真相的记录者、权力的监督者、公民权利的启蒙者这样的形象。这一形象建构为公众普遍接受与认可,澎湃激昂的新年献词由此具备一呼百应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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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新年献词之外,评论方舟也是《南方周末》当年的重磅栏目

时也,势也。2010年左右,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市场化媒体的增长趋势已不断放缓;2012年微信公众号诞生,并在短短两三年时间一举成为最重要的信息获取渠道之一,市场化媒体大都步入发展的停滞期。2015年之后,市场化媒体关停的消息逐渐多了起来,一开始还会惹人唏嘘,如今公众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哪怕曾经多么风光无限,关停时也无人相送。很多纸媒的工资已经10年没涨了,这还不是最惨的,惨的是物价越来越高、工资越来越少,甚至发不出工资。

曾几何时,信息获取渠道有限、媒体垄断了优质内容的生产,但在去中心化的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的渠道优势彻底失去,公众获取信息的途径多了去了;人人都有发声筒,尤其是蓬勃的微信公众号,冒出了层出不穷的优质自媒体……加之,随着外部环境的紧缩,不少市场化媒体的角色定位仅剩“政策的宣传者”,失去了公众保留的好感。

如今的新年献词,反而成为一些市场化媒体证明自身在新媒体冲击下仍然有存在价值的手段,新年献词成了“合法性”的论证。或承诺会为读者提供不可取代的优质内容,或宣称成功地实现了全媒体的转型,或在对光辉历史的追忆中唤起公众的情怀。

就连《南方周末》也没有幸免。在2014年(创刊30周年)的新年献词上,它也需要用大段大段地自我描述,“我们一直努力让自己跟上时代的脉动”“我们也期待给自己一个见证,见证一群报人能否在数字世界里延续光荣与梦想”“我们始终坚信,原创严肃新闻不会死,它只会创新阵地”……

这样的“自我鼓劲”,在每一年其他媒体的新年献词里常常出现。如果说以往的新年献词,媒体的角色是引领者与启蒙者,有虔诚的芸芸呼应者;如今的新年献词,媒体的角色却像是时代的“零余人”,它试图挽住读者的手臂,期望再得到一次机会。

2. 人文关怀的“鸡汤化”:社会问题转变为个人问题

大部分媒体的新年献词,都会关注到个体、关注到弱者,以彰显该媒体的人文关怀。“当弱者努力摆脱无助让自己站得更直时,我们的心又何止充满温情。我们把永远的尊敬留给他们”(1999);“我们更应该正视更广大社会群体的基本诉求,对生存保障、对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对社会公正的诉求”(2003);“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每一个人的幸福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2006);“那些彰显国威的盛事,远不如带给国民最切实的福祉更能得到发自内心的认同”(2011)……包括2022年的新年献词,也是以一份份“流调”中为生活忙碌奔波的中国人的身影破题。

无论新年献词里出现的词是“弱者”,是“个体”“每个人”,还是第二人称的“你”,指向的都是相较于庞大的机构与权力而言力量薄弱的一方,指向的是你我他每一个普通人。这是能够打动读者的地方,它说出我们的困境、彷徨与恐惧,呼吁抚平与慰藉我们的内心,希望每个人都能金贵起来。

因此,新年献词里会出现与普通人生活相关的很多民生的细节。比如“物价降了我们就高兴,工作丢了我们就犯愁。遇到坏人我们会害怕,警察来了又怕他不守法”(2010);“交了昂贵学费,幼儿园不一定就能安全放心;住了高档小区,空气不一定就比别处清新”(2018);包括2022年,虽然隐去了具体的细节,但也还是提到了“抉择当然有代价,尤在这巨变的当下。抉择重如千钧,更需要有心者不抛弃、有力者不放弃,一起扛起时代的那粒灰”……

可惜的是,这样的人文关怀,如今却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批评为“鸡汤味太浓”。问题不是因为其对个体的关注,而是对个体困境的纾解上,不同媒体的新年献词指向是一致的:一味鼓励大家自助与自救。

如同《南方周末》2022年新年献词写道,“在这条路上,我们守望相助,给灰心者做光,给失味者做盐。让软弱者挺起胸膛,让畏葸者不再彷徨,帮失意者重拾信心,向溺水者伸手施援,给悲恸者抚慰拥抱,令疲惫者沉入酣眠,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最后的依靠。这是我们共同的抉择”。辞藻华丽、情绪不断递进堆叠,感染力很强。

只不过,个体的困境,最终纾解之道是“我们”,让我们来帮助弱者。这自然是没错,可如果只是呼吁依靠个体的力量(“我们”是个体的集合)去解决个体的困境,却可能将造成认知的误区:将造成个体困境的社会原因转变成个人原因,将社会责任转化为个人责任。这样辞藻华丽的呼吁听多了,也就成了“鸡汤”,读者渐生疲倦。

新年献词如此转变,有迹可循。2013年之前,新年献词里大量出现“公民”一词,但2013年之后,这个词就越来越少。“公民”并不是什么敏感词,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第33条第1款的规定,凡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相较于“个体”“普通人”这样的称呼,公民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它强调的是个体对法定义务的承担,同时有权参与公共事务。

公民不是被动的姿态,而是主动参与者;公平、民主、法治等大词也不是玄虚的概念,而是每个公民可以参与推动的实践。在公民的视域里,个体的困境当然有个体的原因,但如果是社会的症结导致的,那么就必须推动社会的改良,而每个公民都可以是一份子。

新年献词里,金贵的不是华丽的辞藻、高燃的排比,不是简单诉诸于社会的“守望相助”,而是行使法律赋予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积极参与一个大的“抉择”。个体的抉择,与家的抉择、国的抉择,并非割裂开来。我们是家的一份子,也是国的一份子。

我们不难理解当前媒体面临的压力,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笑纳各大媒体新年献词端出的一锅锅同样配方的鸡汤。

3. 对“大词”的冷淡

新年献词有着相似的书写模式:回顾过去,说说现在,展望未来。每一年新年献词,都会提到上一年的大事记。

不过,早年的新年献词,除了回首与前望之外,更加凸显针砭时弊、治病救人的功能,并不避讳当年各种负面舆情,甚至占据较多的篇幅。比如1999年有媒体的主编寄语,就提到了朔州假酒、昆明“铲除恶霸”、电信反垄断等当年大事;2008年是奥运会年,新年献词里花费更多篇幅提醒,当年是“戊戌变法一百一十周年”,呼吁读者“无论你是何种角色,都不要被历史的大潮淹没,或者冲刷去你的独立存在。至少你要在大时代中做个坚强的小人物,在狂欢夜中做个自由的舞者”。

这一情形在如今的新年献词里也越来越少见。人大新闻系的公众号“RUC新闻坊”曾对7家媒体2018年新年献词做了词频分析,发现大多数媒体的新年献词会采用抒情议论的风格,较多使用“时代/一代”“中国/祖国”“人民”“强”“新”这类宏观大气的词语,站在历史的高度总结国家或媒体的历史成就,展望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其中,“新”这个形容词在使用频率上远远超过其他形容词汇。

仍以《南方周末》为例,其新年献词的一个特点是,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交替使用,形成平等交流、娓娓道来的氛围;在展望部分,以第二人称的呼唤形成强烈的情绪漩涡,感召读者,形成对未来的美好期许以及行动力。比如“你要敢于向往,敢于生活,敢于争取,敢于改变”(2015);“这是你拥有的时间,这是你编程的生活”(2017);“面对考验,你要么扼住命运的咽喉,要么被命运扼住咽喉,所以,你不能后退、不能屈服,而要努力奋斗,甚至起身战斗”(2020)……然而,读者对这一类新年献词的冷淡,说明乐观展望所诉诸的共同体想象,并没有打动大多数人。媒体人汤嘉琛犀利地说,“那些热情洋溢的新年献词,年复一年地将希望、理想等大词当作关键词,恰恰反证出当今社会最稀缺的东西是什么。”

20年前的新年献词,悲天悯人却依然可以让很多人泪流满面、内心充满希望与斗志。因为那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是一个做大蛋糕的时代,无论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什么阶层,只要勤劳拼搏,多少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红利。因此,一切问题都可以是发展中的问题,人们相信,可以在发展中得到解决。

但20年后的今天,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经从做大蛋糕进入到分配蛋糕的阶段,20年前具有的很多红利已经慢慢消耗甚至被瓜分殆尽了,而早早就抢到大块蛋糕的人自然是死死守住自己的利益、并荫庇下一代,阶层也渐渐固化下来。这一代的年轻人会发现他们很难,虽然生活在物质更丰富的时代,但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可以得到他们父辈所拥有的东西——比如一个体面的工作,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2019年东京大学入学典礼,上野千鹤子的致辞

这不是中国社会独有的问题,环球同此凉热。于是,就像东京大学特聘教授上野千鹤子在2019年东京大学入学典礼上给大学生们的忠告所说的,“等待你们的是即使努力也得不到公平回报的社会”。日本的很多年轻人选择了“躺平”。但中国媒体的新年献词里呼吁:“人之抉择,难以处处顺滑,但求不做浮萍。而每一个你我,绝不躺平,绝不由天,要努力在时代与命运的罗盘上刻下印记,以千万个一粟聚成洪流,汇于沧海。”

话是对的,听起来也很燃,但能否由此激起读者的行动力,有待观察。诚如前文所提到的,任何社会性问题,不能纯粹转换为个人问题,并诉诸于个体独自解决,否则再多的展望与呼吁也可能失效。

媒体是否有能力重建一个可以凝聚起大多数人的共同体想象?不是一些大词堆砌的美好未来,而是直击痛点与难点、有着清晰改善路径、并需要更多人参与的理念或实践,它不必一蹴而就,但每个参与者进一寸就有一寸欣喜。是不能为,还是不可为?读者心中有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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