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戒毒师,明星也来找我戒毒

我叫孟进生,今年 59 岁,年轻的时候吸过毒,贩过毒,因为贩毒绑架过女童,有过 10 年的牢狱生活,现在,我在做一件我想努力到我生命结束的事情——帮人戒毒。

一、救了两个“奇怪”的人

1978 年,我十六七岁,那时候初中还没毕业,就接班参加工作了。

当时我在邮局工作,上进心很强,年年都是优秀投递员,想当班组长、科长,甚至是局长,辛苦干了六年,竞选组长的时候,却输给另一位同事,虽然我的能力、工龄都更好。

这个事情对我打击挺大的,就不想再努力了,要求领导把我调离,当时每节列车都有一些邮政车厢,我就去做了押车,清闲自在,四天只上一个白班或一个夜班。

在列车上来回走的时候认识了两个人,我看他们气派足,花钱也很大方,感觉人家挺了不起,但也没有深究。当时我二十六七岁,刚刚结婚,女儿才一岁。

直到有一次在内蒙到山西列车上,正好在集宁中转,轮到我上夜班,遇上了这两个人跟人打架,他们被打得要死,我于心不忍,把他们救出来,藏到了库房里。

当时我送他们去医院的时候,他们都是昏迷状态,流的血也很多,还和同事借了 300 块先救命,第二天下班我就去看他们了,那时候他们手术已经做完了,两个人缝针缝得太多,医院不让出院,让他们住院观察一段时间,但这两人当时执意要出院。

医生叫我过来劝劝他们,但这两个人是坚决不住院,执拗不过,还是出了院住在宾馆里,每天来医院换药,计划等伤口好了之后再走,这时候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他们就愿意不住院。

他们一出手花钱很厉害,那时候在医院见到我时,感谢说“哥,你帮了我们大忙,救了我们,这点就是一点心意,你留着。”

我一看,他们一下给了 3000 多块钱。

八十年代末的 3000 块钱很了不得,那时候,我都工作十年了,一个月工资才八九十块钱,这已经算同龄人里收入挺高的,刚上班的人才拿 36 块钱。

住进宾馆以后,他们一进房间就拿东西出来吸,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以为是医院开的止痛的东西,当时也没在意,后来看他们一会儿拿起来烫一会儿,一会儿拿起来抽一会儿,一直也不消停。

第二天我就感觉不对,问他们,你们这是在吸什么?他们也没回避,和我说这就是毒品,他们吸的是土料子,也就是三号海洛因。我当时见都没见过,他们警告我说,这玩意都是有钱人玩的,你们小职工们不要弄。

人都有好奇心,越这样,我就越想感觉一下。

后来知道,他们被打,是因为在贩卖毒品,交易没做成,对方打了他们,但也没把东西抢走。

他们每天就在房间里用这个玩意儿,有一天我说想抽看看是什么感觉,就是试试,那两个人帮我点上,喂着我吃了。

那天我也没什么感觉,晕乎乎的,感觉到恶心。我说不吸了,好恶心,一起身就一头栽倒在地上,再起身就一直吐,很难受很难受的。我和他们说,上了你们的当,这哪是什么好东西,他们就笑,说我没抽过,一下子抽太多了。

抽完的第二天我又去了,还是想找找他们说的那种感觉,他们说那你今天少抽点。

那天我就不太难受了,还感觉挺轻松的,精神头也足了,话也多了,开始和他们闲扯,他们就乱说这玩意能让夫妻生活时间延长什么的,其实很多人开始吸毒也都有这个原因。

就这样,那么多天,我每天都去宾馆找他们。一个月多月之后,他们头上的伤愈合了,带着的那些“土料子”毒品也抽完了,两个人回了包头。

二、毒品上瘾,绑架女童

他们走的第二天,我感觉不对劲。

之前天天都在一起,就没断开过这个东西,一个月以后人家走了,我才感觉难受。那时候心慌得简直就无法工作,眼泪直流,工作也顾不上了,第三天就追上去找他们。

见到我以后,他们说“哥,好像你已经是上瘾了,我们害了你。”

我也没在意,我说没关系,给我先用,现在已经这样了。

他们说这玩意你真的抽不起,小职工这点钱根本没法抽这个东西,一天得 50 块钱,你想想你的工资。

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是我做主,妻子的钱也是我在拿着,每个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不过也工作十年了,还有彩礼,加起来手里攒了两万块钱的存款。

但抽到后面,这些钱哪里够呢。两万块钱一年就用完了,这时候才觉得麻烦。

后面我开始借钱、撒谎,骗父母单位集资盖房子、孩子住院,各种理由。

1989 年到 1990 年,这两年把父母的积蓄用掉好多,1991 年就开始和哥哥、姐姐、亲人借钱,能借的都借。

1992 年实在维持不住了,不在上班的时间都在给别人跑腿去乡下收鸦片,卖出去做“土料子”,也就是三号海洛因。那时候周边的县里、村子里,像兴和、商都都有农民在种,鸦片价格高,人们在院子里、玉米地里悄悄种点,卖出去一些,也自己用来止痛。

不过那时候吸毒的还真没几个,有几个也都是社会上的混混老大什么的。

1993 年,我在县城里从一个老乡家里收了 7 斤大烟,当时以 2 万 7 成交,但那个时候根本没有钱,就凑了 7000,2 万块钱实在是借不到了,谁一下都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正好小时候玩大的朋友从监狱里出来了,和他吃饭的时候,碰到一个熟人,那个人是一个小包工头,我招呼他一块吃饭,他说顾不上顾不上。那时候他刚结完工程款,把包里装的 15 万打开给我看了一下。

我的那个朋友也看到了,他说你找钱找不到,这不是有钱吗?我说这没法借。

他出了个主意,我们把他家小孩绑走,跟他要两万块钱应该是很轻松的。

当时想也没多想,我说行,别伤到人孩子,觉得为这两万块钱,应该也不至于报案。

朋友趁着孩子放学把小孩领走,我把绑架信塞到人家门缝里,人家看到这封信立马报案,当天我们就被抓了,这起案件是当时是内蒙古首起涉毒品绑架勒索儿童案。

警察来家里抓我的时候,我还在抽“土料子”,那会儿警察不知道是毒品,都给我扔了,我又不敢承认,我知道承认了就必死无疑。

当时一审死刑,手铐脚镣戴在身上,都是用铁锤铆钉砸死的,取不下来的,直到执行枪决,你只能弯着背,90 度的直角,地上有个铁环把人锁在那里,围着那一圈活动,因为怕你撞死,吃饭什么都得喂,难受,真是难受死了,天堂什么样我不知道,地狱真的走过了,真是死过一回的。

更难受的是,我毒瘾犯了,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它,真是痛苦,浑身没有不痛的地方。

为什么有人犯了毒瘾要用烟头烫自己,用刀子拉自己,把手指剁掉,因为总要找一个局部的痛苦来解脱那种毒瘾的痛苦。因为抓也抓不到,挠也挠不到,不知道是哪痛,只要是有骨头的地方都在痛,感觉血液里流动的都不是血,好像是跑来跑去的虫子,我恨不得从身上都抓出来,就是那样的痛苦。

入狱的时候女儿才 6 岁,那会儿成天在我身上粘着,被抓了以后,在监狱她一个月没见到我。

老婆那会儿天天领她去监狱见我,人家不让见,后来有一个认识的人,人家值夜班呢,就偷着把孩子放进来,因为那时候都说我是死刑,还是让她见见爸爸,以后也见不着了。

孩子一进监狱,看到我手铐脚链都戴着,而且被钉在地上的一个固定位置,孩子看到吓傻了,一下就扑上来哭,拼命拉着我的脚镣就往出走,脚镣是扣死的,根本拉不动,我就哭喊着往回扯。

“爸爸回家”“爸爸回家”“爸爸回家”,她就一直在哭喊这句话,监房里 14 个人都在哭。

这一幕我经常做梦。

见到老婆之后,我和她说,以后不管我活着还是死了,再也不允许孩子来看我一眼。那就是我出狱之前,最后一次见到女儿。

因为父亲是部队的起义军官,他让我大哥到处帮我跑关系,因为我们钱没拿到手没去交易,毒品案件没有成立,就按绑架案定了刑,我捡回一条命。

我入狱的时候是 1993 年 7 月份,被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

三、家破人亡的 10 年牢狱生活

进了监狱以后,我才感觉到恐惧。

大哥劝我,兄弟不管怎么样,你得坚强地活下去。

大哥比我大 12 岁,是他在乡下把我带大的。

我从集宁送到呼市第一监狱,我哥跟着送我过去,结果他走的时候把他身上的几百块钱都给我留下了,给了管教,说这是给弟弟的生活费,他下个月再来。这笔钱有零有整,他竟然连从呼市回集宁的一点路费都没留。

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他半夜扒煤车到了卓资山,又赶了一辆车,走了一宿,一晚上没睡,第二天在单位门口的墙根抽烟睡着了,一辆大车过去,把大门挂住,把墙给挂到了,我大哥没了。

他太疼我了,他一走对我打击很大,当时大哥的孩子才初中,大嫂现在都跟我结着怨,我知道我罪孽深重,知道她不会原谅。

大哥没了,我又进了监狱,这一下父亲就撑不住了。

父亲病倒后再没有起来,我是一年以后才知道大哥的死讯,紧接着知道父亲也不行了。

我知道父亲在医院里,为了看他一眼我不顾一切,否则感觉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拿钳子把自己的牙齿全部打下去,门牙全都打掉,砸掉上下两排牙,6 颗,然后昏死过去。

醒来以后,我和监狱说我不行,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我活到今天只想见父亲一面,如果见不到他,我还是要死的。后来监狱看我伤得重,就带着我上医院,在这个过程中见到了父亲,那个时候,一个儿子才真正感觉到自己的罪孽深重。

父亲已经很难说话了,想说说不来,让人泪流满面。

最后只说了一句话,说“你的今天我有责任,将来回来之后爸爸可能不在了,但是你要好好地生活,如果再不去碰那个东西,去坟头告诉我,要是回来继续还在吸毒,那就不要进咱家的祖坟了。”

这是父亲最后说的话,我好难受,无话可说。当天我回了监狱,父亲就走了。

第二天监狱通知给我三天丧假,我没勇气回去,没脸回去,从那时候就开始自责得不得了。

第二年我母亲也去世了,两位老人去世的时候都只有 72 岁。

父亲走了以后,我负罪感很重,我是他最疼爱的小儿子。如果没有走这条路,我们家很幸福的,就没有过污点。

因为抽这个东西把自己自己的人格、人性都抽变了,越想越恨。我把他伤到了,觉得活着好无聊,14 年的刑期熬不出去,活着也没意义,出去怎么面对?越想越烦。

我在监狱里做电工,拿着改锥,直接朝着高压电包爬高架层,上面有 1 万伏的动力电,绝死无疑,但还没等我上去,电流就把我打了出去,到现在眼睛经常会模糊不清,完全是那个时候造成的。

后面我又尝试过自杀,但两次自杀都没有成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我就在反思自己这么好好的一个家庭,就因为一个错误的选择造成这一切的悲剧。所以特别恨自己,恨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东西,怎么人栽上之后就不能自我管理。

刚判下来,妻子不愿意和我离婚,每年都要去监狱好多趟,以前是一个月一次,后来逐渐时间久了,两个月、三个月、半年,后来有连续将近一年没来,八年之后,妻子和她的妹妹来和我离婚了,我是没有选择权的,她提出离婚,我必须服从。

我说当初让你走你不走,现在我很快出来了,你又不等了,很留恋的。

她全程只是哭,一句话没有说,但她一个女人在外边,我也能理解她带着孩子不容易。

缘分就尽了,房子都归她,怎么处理都无所谓,那些身外之物,我什么也不要,孩子带好就行。

我一转头,泪就控制不了了,大哥和父亲去世之后,中间这六七年都是抱着出来以后好好补报她们母女的念想,那时有好多梦想、梦幻。

慢慢地,我心里越来越坚定,在监狱服刑的时候,就给自己立了愿望,对于自己的父母也好,对自己也好,对社会也好,只要我还能活着走出监狱,一定要在社会上和毒品抗衡,我的后半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念。

四、“好无聊呀”

到 2003 年的时候,我刑满释放,走出大铁门以后我好彷徨。

10 年的牢狱,我只挣了 12 块钱,从呼市到集宁的路费车费正好是 12 块钱。

我想先给家里打个电话,外面高楼汽车无数,大家在用电话亭打电话,塞了很久的硬币都没有打出去。

当时实在是太饿,但手里只有 12 块钱,吃了就没钱坐车,好纠结啊!

后来还是决定先吃一口饭,要了份面,要了凉菜,炒了一个菜,喝了点酒,12 块花了个精光,然后用释放证逃了票,回到了集宁。

出了车站,我都不知道去哪里,变化太大了,徒步从车站往家的方向走,家里房子都拆了,去单位,又怕碰上熟人。后来找到家里,二哥说父亲留给我一套房子,还有 3 万块钱,现在都交给我。

10 年了,我就像个傻子似的,走路习惯靠边走,不敢正视人,见到警察就很拘谨,穿一双板鞋,很狼狈的。

后来我用那些钱雇了 6 台农用车,边跑运输,边劝人戒毒。

其实 10 年之后回到社会之后,一看这个社会的问题让我大吃一惊。

我吸毒的那个年代,还很少有人吸毒。可是当我回来之后不是那样子了,太多人在吸毒了,而且年龄那么小。去劝人们戒毒很徒劳的,一个人说,如果你没被抓起来,你能戒得了吗?他们说得也没错,如果没被抓,肯定是戒不了,但我也活不到现在了。

我在哪儿人缘都很好,在监狱里人缘也特别好,很奇怪的,我人又不起眼。出来也是一样,身边有一群边缘的小兄弟,会他们一些正性的建议,人们愿意跟我在一起。

其实他们很多会在我面前弄这个东西,我一点也不想弄,但是有一次喝完酒,突然浑身冷得很,欲望突然就非常强,当时我很害怕,浑身起鸡皮疙瘩,就跑到卫生间去,打开水龙头,从上到下把自己冲清醒。

我从卫生间出来以后,就跟他们说,以后还把我当朋友,在我跟前就不要再弄这些。

那时虽然每天能赚个 300 多块钱,但每天都很压抑,感觉生活好无聊的,负罪感越来越重,不敢见亲人,不敢见朋友,不敢去给父母上坟,回来这一年多都不敢去给他们上坟,因为不知道我将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后来觉得必须把自己释放出去,要不然我会崩溃。

算了,我还是要走出去,我要把自己这一生赤裸裸的人生历程,说给全社会去评价,希望能引起社会的重视。

我吸毒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以前总感觉这些玩意跟我没关系,可是当你真正步入社会、接触到这些人的时候,就太晚了。毒品对青少年预防教育尤其重要,那么我要选择一个艰难的方式去呼吁社会来关注中国特殊人群。

我要踩着自行车把全中国走完,能走进多少校园我不知道,有能力、有条件就要进校园给孩子们讲。

这个想法我跟几个年轻人说过,我说你们说戒毒难,你们看我的行动,我要走遍全中国,我要踩着自行车去现身说法,把我的一肚子话说给全社会听去,但是大家都在笑我说酒话,懒得跟他们解释,虽然那时我也能赚钱,但好无聊呀,活得就像一个躯壳似的,太痛苦了。

2005 年 5 月 1 号晚上,内蒙的风还很大,进监狱的 12 年之后,我终于去上了坟,面前是父亲、母亲和大哥的坟头。

拿了两瓶酒,自己喝一杯,给父亲倒一杯,给妈妈倒一杯,给哥哥倒一杯,和他们讲这十年,讲从小到大他们对我的爱,对我的呵护,对我的教导,历历在目,可是我从来没当回事。我说我们的家庭已经无法修复了,儿子今天在二老的坟前发誓,我尽可能地去修复其他人的家庭,去拯救他们,希望父母在天之灵看着我,儿子不再会去吸毒。这一走我也不知道路上会发生什么,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

就那样跟他们叨叨一个晚上,5 月 2 号太阳一出来,我就走了。

五、骑行七万八千公里

我决定要走,不知道会不会回来,才找到前妻,说只想看看女儿。

刚见面无话可说,我告诉她,我准备离开这个城市,踩着自行车去全国各地去演讲,去对青少年做毒品防教育。

当时她很惊讶,她问我你这人是不是坐牢坐傻了,你是怕人们不知道我有这么个爸爸吗?十多年等到你回来,你又做出这么一个决定。

我和女儿说,我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解释,爸爸喘不过气。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我的生活,心里那种愧疚负罪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你爸爸这个人也不知道是个好人坏人,我也知道你不能理解,可我已经决定了。”

孩子最后也没有再阻拦,不理我了。

戒毒本身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开始我决定要徒步走,可背的东西太多,加上第一份工作是邮递员,对自行车有特别的感情,所以把它作为交通工具,买地图,研究地图。

5 月 2 号,从父母、哥哥坟头离开,我就骑着自行车走了,从集宁开始,一直向东北方向骑下去,从乌盟锡盟到呼伦贝尔,再到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江苏,一走就是 3 年多,骑坏了 5 辆自行车,总共行程是 78,000 多公里,骑遍了中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刚开始我带着帐篷,走到哪就地就睡了,后来走到江西,下着大雨,决定今天不走了,环境也特别美,扎营扎在半山腰,晚上在帐篷里睡着了,感觉身上有什么东西在爬,迷迷糊糊地抓起来一条蛇随手就扔了它,感觉不对,赶快坐起来打开手电筒,一看吓得不得了,帐篷里竟然钻进来那么多蛇,我拔腿就跑,把帐篷扔了。后来住宿就找个旅馆,没有旅馆就给老百姓二三十块钱凑合一晚上。

我也不觉得孤独,特别享受那个过程,越是风景好,越感觉自己在大自然中你才能感觉到人特别渺小。

有一次我在青藏高原,海拔 4000 多米,因为缺氧一点力气也没有,精疲力尽,100 米都走不上去。

那天正好趴在路边的时候,女儿来电话了,我激动得不得了。

女儿那时二十六七了,她叫了一声“爸爸”,她说“爸爸我理解你。”

我很愧疚,女儿长这么大了,一天都没带过她,她怎么长大的?她这一路上经历了多少?

后来在北京电视台做节目,我又见了她一面,做直播的时候我在后台,主持人问她,你恨你父亲吗?她说曾经恨,我上学的时候恨,因为我就没在一个学校里,完整地读过一年。

原来她上学的时候,同学知道就会嚷嚷她爸爸坐牢、犯罪,她妈就给她转学,后来也没有考上大学,能不影响她吗?

在路上,有时候我会跟植物说话,看见大沙漠里那棵枯树上百年上千年了,风吹日晒还那么顽强,根那么深,只露着一点点绿色,那么大的沙漠,他们就那样顽强活着,人类却是斤斤计较的。

这一路我走遍了全中国的戒毒场所,只要有戒毒场所,我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去找人家领导去谈。进校园宣讲,得经过当地禁毒办、教育局,一路艰难的事情太多了。

学校是我一定要去的地方,我年轻的时候缺少这一课,对毒品太陌生了,最好就是职校、艺校、卫校,或者是这些特殊学校大学校园里,这里的学生比较边缘一些。

在戒毒所会跟大家探讨戒毒的话题,已经吸毒了,到底能不能戒?在有些人的意识中,这东西也戒不了,绝对不可以有这种思想。刚开始是被动戒毒,因为被动戒毒怎么转化为主动戒毒,最后达到是“我要戒毒”,而不是“要我戒毒”。

学校和戒毒所进不去的话,我就会在大街上跟市民们讲,就这样从 42 岁走到 45 岁。

走半截没钱了,我把集宁房子卖了,全程花了有 20 万,自己花了十几万,把集宁的房子卖了 6 万,还有一些爱心人士捐款、有一点讲课费用。

到后来走就轻松一些了,因为媒体也介入得多了,各地有一些影响之后,有一些地方会帮你安排住吃、联系学校。

不管怎么样,既然活着,还是要有点意义地活着。

六、围在我身边的戒毒者:小混混、大学生、明星

2008 年,骑行结束之后几个月后,我在福建落脚了,做了一个戒毒家园,最开始 12 个人,到关闭的时候,来来回回有一百个人。

我不是有意做的,无意间就形成一个家,大家都愿意在我身边一块生活着。我也不能带着他们走,就想算了,咱们在这租房子,我们就在这生活。大家一拍即合,就在海边,我们每天出去打鱼,弄回来什么就吃什么。

我身边没有毒品,大家在一起没有歧视,都是正能量的引导,从生理脱毒到心理脱毒。

和他们家人比,和我在一起要更轻松,因为他们做什么事,在我眼里都是正常的。在我身边戒毒的学生有的也会骗我的钱,其实我一点都不生他们的气,有时候毒瘾难受的时候,他需要钱,那个时候他控制不了。

来找我的人,我经常会问他们,你为什么要戒毒?好多人是被动的,毒品太贵,抽不起了,或者外面抓得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把它转化为主动戒毒。

这个戒毒家园做了一年倒闭了,因为我不会赚钱,不会收人家钱、房租,大家吃喝拉撒都需要好大的费用,怎么维持生活?一个人力量太单薄了。

后来我去了北京市天堂河戒毒康复中心(现为北京市天康戒毒康复所)工作,再找我的人就去那儿,一待就是 5 年。

还没稳定的时候,我们在附近那个村子里包下一个旅馆,几十个房间,结果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家庭,身边有这些人来,我就不能让他们走,不能撵他们,结果光欠债就欠了 10 多万。

现在也是这样的,我不能有钱,身上总是超不过几千块钱,一有就都会给别人花出去。

到现在我也是负债累累的,有好多帮我的人,3000、5000,还有上万的,人家不要了,但是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压力。

在我身边戒毒的例子,真的让我很痛心的,有一个成都的女孩子,当时来找我的时候很阳光也很漂亮,戴着眼镜,是个大学生,可惜吸毒了,我看着好心痛的,非常认真帮她做思想、用药。她后来又和我坦诚自己是一个 HIV 感染者,吸毒到在大腿根上开了个血槽。

她是被人引诱吸毒,香烟里夹带着这些东西,她抽得上了瘾,越走越偏。

这个女孩在我身边待了 40 多天后,被一家媒体给报道了,结果当时给人家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房东知道了,把女孩撵走了,单位知道以后,就把女孩和她男朋友全部开除。这两个年轻人回到老家悄悄租了一个房子,外面住着,也不愿意去打扰外人,维持一年多后,女孩子病发死在一个出租屋里。

女孩去世后,她男朋友以后给我留了封信,说从吸毒到她去世,感觉最开心的就是在我身边这 40 多天,我手里拿着那个信,眼泪流得哗哗的,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就这样没了。

接触到来我这边戒毒的人,男女比大概是 3:1 到 4:1 吧,玩新型毒品的女性女孩子比男生多,开粉、摇头丸,现在的笑气,大麻。

女孩子玩这个很多都是被坏男人刻意带上去的,这一类毒品都是某种程度可以说它是一种春药,带你使用的这些人,都有他卑鄙的目的,为了得到这些女孩子去想方设法地让她们去用这些,偷偷下药,一女孩子不太知情的,知道的也只是觉得尝试一下没事。年纪也都很小,十四五岁的小女孩见得不少,甚至有了“冰妹”这个职业。

还有辽宁来的一个姐姐领着弟弟,前期的生理脱毒我都帮着做完,又在北京天堂河接受了三个月的心理治疗,身体上一点都不需求毒品了,可是一年后又复吸了。弟弟本来适应得很好,有一天他在地铁遇了以前的朋友,结果两人凑了点钱,在卫生间打了一针,但是他已经那么长时间没用毒品了,打这一针又匆忙,又怕人看见,结果就死在地铁里,地铁工作人员下午才发现,人已经冰凉了。

姐姐抱着骨灰走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说,孟老师我回去了,我居然连话都说不了。

这些年,我也帮明星戒过毒,他的毒瘾并不重,但当年正在严查,这位明星当时势头正好,家里培养也付出了很多,大好的演绎前途就此葬送了。

我是好心痛的,好多孩子们真的历历在目。

说实话,这些年轻人我是能救一个是一个,只要跟我有缘,我能做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是用生命在做,这就够了。

2015 年,因为再婚,老婆生孩子,我要回成都了,就从戒毒中心辞职了。老婆是我带了 10 多年的戒毒学生,人是有感情的,她父母说这闺女只有在你,那才是能像正常人一样的。

现在疫情,生活过得很难,不能去各地讲课,也没有收入来源了,我在成都帮助戒毒人员找工作,希望能够找到地方愿意接收他们。因为他们戒毒之后,找工作是特别难,对融入社会很不好。

想给他们正常生活找个途径,到处在跟企业什么的联系,尽量说服能接纳他们。

毒品让我彻彻底底明白,一个人灵魂扭曲以后会做什么,一旦灵魂真的扭曲了,它没有人性去顾及,所以戒毒也是一个灵魂转变的过程。

我这一生中不会选择戒毒社工以外的第二个职业,我不完成,我这个人就是失败的,不管多难,只要活着,我就要走下去。

只要生命还存在着,这一件事一直做到我生命的终结,只要我还能动,我就会把它做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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