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我们要做的并不是缩短学制,相反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延长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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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畅通向上流通的通道?社会的纵向流动是达到共同富裕一个重要的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到社会性流动这个概念,当时讲到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让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在最近的财经委的第十次会议,部署了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同时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的时候,也再次提到了社会流动的问题。讲到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的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这个讲的都是社会性流动。实际上我今天就想讲一讲社会性流动对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

首先,来做一个通论部分。

共同富裕就代表着人人都要向上,而不是有人向上流动,有人保持在原来的位置不变,甚至还有人会恶化,这些都不是共同富裕。

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竞争要优胜劣汰,但是从某个程度上说,特别是从人的发展机会、基本权利和基本生计角度来看,只能有赢家,不能有输家。

同时,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社会学家在定义社会性流动性的时候,一般就把“和父母这一代相比,下一代改变收入和地位的机会究竟有多大”定义为社会性流动。有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借助小说来制造的一个叫做“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讲的就是社会流动:一代人和下一代人能够使他从低收入群体变到平均水平之上,要花多长时间。这个状况就是社会性流动。而这种状况直接和收入分配的状况是相关的,相应的也就是说社会性流动可以改变收入分配状况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此外,社会性流动是一个正向的激励,是在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下,能够使社会福利获得充分的激发、创新创业活动能够蓬勃进行,都需要社会流动作为动力。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社会性流动。

那么怎么促进社会性流动呢?我不能给一个全面的答案,但是接下来会介绍几个方面的情况。一个是用增量调整存量,一个是用纵向的流动带动横向的流动,同时把一些内卷的因素外展开来,通过这些途径我主要想讲三个方面。

第一,是把人口和劳动力横向流动,现在说劳动力流动或者迁移,这些基本上表现为横向流动,我们把这种横向流动也要延伸到纵向流动,让人们发生收入地位、社会身份、职业水平、受教育水平等等方面的向上流动。

第二,如何推进教育的深化能够让人力资本和就业的需求更加匹配。

第三,如何扩大家庭时间预算曲线,也就是说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来发展自身。

最近这些年我们的纵向的流动性跟过去相比有没有什么变化呢?首先,社会的流动,纵向流动和横向流动两者有的时候也很难区分,纵向流动大多数是通过横向流动来推动的,如果要是没有人的横向,不换工作、不迁移、不去异地上学等等,其实也很难实现纵向流动。所以如果要评价中国社会流动的状况,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性流动非常快,也是一个奇迹。因为前面提到,我们的教育发展是最快的,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最快的,相应的,产业结构变化也是最快的,农业的比重显著的下降。同时,国外有人形容的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就是农民工。所有这些是大规模推动了横向的流动,但是都带来了纵向的变化。比如说农民工看上去是从农村到城市,过去是干活,到了城市还是干活,但是他做的是不同的职业,是从农业生产变成了一个挣工资的劳动者,相应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了。同时,当他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到非农产业就业得到高工资的同时,农业比重下降,非农产业比重提高了,整体国家的生产率也提高了,因此这叫帕累托改进,也就是说,农民工得到了很多收益,没有人受损,整体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都取得了更好的效果。

但是流动性在近些年开始减慢。一个是因为经济增长速度从2012年以来就逐渐放缓,未来还可能有下行的趋势。第二,劳动力转移规模明显不会像原来那么快。分析数据显示,2014年开始,农村16岁-19岁的青年人口的数量从2014年之后开始负增长。这部分人是什么人?就是初中和高中每年毕业,而大规模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这部分人,这部分人是负增长的,他们转移速度也就慢了,改善速度慢了,农村家庭收入改善速度也就慢了,同时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也放慢了。而且,普九和高校扩招这两个教育发展之后,还没找到现在应该怎么办。因此下一步还要找到这些办法。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社会性流动从过去的帕累托改进,现在到了带有一定的零和性质。因为没那么多机会了,有的时候会说,这些人上去,别的人可能机会就少。所以当我们讲共同富裕的时候,首先最好还是创造更多的流动机会,才不会变成说一部分挤上了公共汽车,另一部分人就掉下来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应该从户籍制度改革,从教育的发展和深化,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各方面都推进这个过程。

现在党中央部署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领域都有一些各自的高招,这些机制手段既可以促进上述三个方面,也可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1、把人口横向流动延伸提升为纵向的上升

按户籍人口来看,目前差不多70%的城镇的常住人口有城镇户口,而常住城市的人里,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接近30%的人,是没有城镇户口的,这部分人大部分就是农民工。农民工由于没有城镇户口,所以不能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就业和收入也就不稳定,就不能像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消费。相应的,他们向上流动的空间也比较小。

另一面,我们再看农村。在农村常住户籍人口中实际上有三分之二是常住,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不常住,实际上不常住的人就对应在城市里没有户口这一部分人,他们进了城,他们既不能给家里给贡献,在农村不再做贡献了,在家庭里不再做贡献了,还留下了留守的妇女、儿童、老人,形成农村的“386199”部队。同时他们也没有真正在城市留下来,这个意味着说有横向流动,但是向上的纵向流动就没有充分展开来。

蔡昉:我们要做的并不是缩短学制,相反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延长学制

图1

未来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巨大的提高空间。从图1看,从我们现在发展阶段到2035年要达到的人均GDP2.3万多美元的这个阶段上,我们的城市化水平,虽然这个数据是2015年的数据,但是当我们提高的时候其它国家也提高了,所以大体上还可以表现出:我们可能还是低于同等收入组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还有向这些右上方的国家有靠近趋同的潜力,就是说我们城镇化水平还要显著的提高。

真正提高的含义一个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提高,更重要的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也要提高。目前我们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3%,而真正有城市户口的大概只有45.5%,中间还有一个巨大的差别。

当我们解决,缩小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别,让更多的农民工获得城市户口以后,他们享受了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就可以发挥更大的消费潜力。我们的同事做的估算,就是即使工资还没有上涨,其它方面的变化还没有发生,他们因为得到户口就可以提高27%的家庭消费。同时,我们为这些人提供保障性住房,以及他们新增的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都是巨大的投资机会。此外,社会保障,特别是基本养老保障,的蓄水池还可以扩大蓄水,扩大积累部分。

同时,这个城镇化就意味着加大横向流动的力度,同时创造新的社会阶梯,让他们在教育水平、职业类别、收入水平、社会身份等等方面向上流动,真正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

这是从横向到纵向的社会流动。

2、人力资本

过去这些年,教育发展非常快,主要是得益于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及高校的扩招,因此说新一代,新成长的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更高,受教育程度也高,人均受教育年限也更长。但是这些人遇到一个问题,拥有最好的技能教育水平的群体,就业并不理想,其中有相当多灵活就业或者非正规就业。这样他们学了什么,但不一定用到什么,这个是对教育资源是一个浪费,对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是一个浪费,也可以说是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的错配。

蔡昉:我们要做的并不是缩短学制,相反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延长学制

图2

从图2可以看到,横坐标是年龄,从0岁到100岁,蓝色的线是劳动收入的区间。总的来说,在20岁到60岁之间,最高点是在30、40岁的时候。未来我们渐进性延迟退休,我们意味着想把这个线,有一个更肥大的尾巴。但是那个橙色的那条线是在相应年龄段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我们看到它的高点不在这里,更不要说将来我们要延迟退休年龄,到了那个时候,这部分人就不够。所以这些影响更高、更好、更多就业岗位的创造,同时也使得人力资本不能够和劳动力市场有效的结合,影响到将来的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的挑战。所以我们需要应对这些现象。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第一,我们还是要多途径增加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就是说平均一个劳动者或者一个劳动年龄人口,拥有的总的学习年数。我们知道经济学家在度量人力资本的时候,也没有特好的办法,只好用受教育年限,把它放在相应的发展模型里边,其实得出来是说,它对于经济增长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质量既定的情况下,受教育年限就十分重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应该缩短学制,相反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延长学制。因为过去我们教育发展快得益于,第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这是一次大的突破;第二是高校的扩招,因为有更多的人上大学,即使有些人没上大学,也为了考大学而上了高中,因此我们总体受教育年限是大幅度提高。这两个事情已经做了,未来如何再进一步提高受教育年限,就得有新的做法。比如着眼于义务教育或者免费教育延长,一方面是回到学前教育,比如三年学前教育免费,那么再向后,三年的高中教育免费。同时我们现在把职业教育也放在高中教育中,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要提高职业教育通识化水平,就让学生学习到学习的能力、适应的能力和更一般的认知能力,而不是仅仅学一个技能,因为这个技能在未来劳动力市场千变万化的情况下可能会没有了,就变成屠龙之技了,但是学习能力、认知能力是永远管用的。

同时,不要影响学习能力的培养。一个在体制上要打通这个通道,就是学了技能职业学校,但是想上大学,想读博士,仍然开放通道。

我们也要支持延迟退休,要加强在职培训,让年龄更大的劳动者的就业技能和劳动力市场适应性不断提高。同样,我们从今天的发展阶段,到我们将来要达到的发展阶段上还有很多国家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还是比我们高的,也就是说还有很大的差距也有很大的潜力。

3、家务活动的负担

社会上大家一直在讲“996”,过度的加班,过长的工作时间,不仅导致大家的焦虑、沮丧,还可能破坏人的身体。其实也是影响社会性流动的。

从国家统计局2018年的一个调查中,可以看出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每天花在有报酬的活动中是311分钟,从事无报酬活动是164分钟。就是说如果有报酬活动是1的话,那么无报酬活动是0.53,无报酬的部分或者说主要是家务劳动的部分超过有报酬活动的一半。有报酬的部分也可以叫做SNA,就是能够计入到GDP里边,是就业、经营、交通,比如飞到哪里去工作,这个过程也是有报酬的劳动。非SNA是家务劳动还有照料其他等等,它的比重还是很高的。

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比重还是很高的,尤其是女性就业比重很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就业比重很高,她们还要从事更多的家务劳动,那么说明她们家务劳动的负担仍然是比较重的,这些都会影响到她们的社会性流动。大家都说内卷,我觉得这个家务劳动的负担造成了家庭总时间预算的内卷。对这个我们也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

最简单的做法,说按照我们刚才说的311分钟的有酬劳动,实际上对应的就现在接近十万亿的GDP总量,如果说要是非SNA那0.53全都变成GDP的话,最高限还可以增加53%的GDP,这是一个最高限,但不可能。一般社会学家会认为至少有一个线不能突破,就是家务劳动有一部分是满足亲情和精神慰藉的需要,这个界限不能突破。这部分也不能变成社会化。比如陪妈妈聊天也不能雇一个外人来聊,不管用。但是总之是有一个很大的幅度。

家务劳动社会化不仅增加GDP,其实它更可以增加扩大消费,像旅游、购物,而这个消费又会产生乘数效应,还会加倍扩大GDP。还会带来更多个人学习的时间,改善人力资本,进一步提高就业质量,更高质量就业也是这个幸福感和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同时更重要的是,当少一般性的家务劳动的话,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三育”时间?生育、养育、教育子女的时间?这样提高了生育的意愿,提高了总和生育率。当然闲暇本身也可以提升幸福感,有很多的娱乐等等,这些是很重要的。

对于企业来说,实际上有很多可以做的,家务劳动变成社会化的过程是有很多的商业机会,也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企业,我们现在企业都把第三次分配当作一个百分比,拿出多少钱来做社会慈善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企业还有其它的社会责任,减少过度加班,改变“996”的现象,其实是有利于社会的。

最后做一个小结,我们共同富裕核心就是生产率的提高,成果在全社会范围内来进行合理的分享,让人口也好、劳动力也好横向流动,分享过程的途径。纵向流动是横向流动的升级和自然结果和最终的归宿。因此来说,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三个领域相互重合相互补充,都可以在这些方面做到相应的贡献,达到同途同归。

(整理自2021年9月24日蔡昉在浦山讲坛第27期:解析共同富裕—内涵与实现路径上的发言,未经本人确认。)

网易研究局(微信公号:wyyjj163) 出品

本文由作者:佚名大师 原创发布于衰仔网,转载请联系作者,并且注明出处:https://www.shuaizai.cn/10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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